0%

迦太基政府不可能看不出他們軍事體系的缺點，也無疑想盡辦法以求補救。他們堅持金庫與兵庫的充盈，使他們得以在任何時候裝備傭兵。他們對古代相當於近代之砲兵的事物付以極大心血——如機器的製造，這方面我們發現迦太基人一向比西斯里歐特人優越；如象的運用，以此取代戰車（迦太基的穹窖中有三百頭大象的廐房）。他們不敢為依附的城市建堡壘，因之使非洲的村鎭冒著只要有敵軍登陸就遭佔領的危險——這跟義大利成徹底的對比，因為大部份向羅馬投降的城鎭都保留著城牆，因此一連串的羅馬堡壘制宰著整個義大利半島。但在首都的防務上，迦太基人卻用盡一切財源與藝術，有若干次，該城之所以能夠保全，完全是城牆之功。而羅馬城的政治與軍事地位卻如此安全，以致從未遭到過正式的圍城。迦太基的主要國家堡壘則是他們的海軍，這是他們最大心血投注之處。在船隻的建造與處理上，迦太基人均超過希臘；有三層槳以上的船是迦太基最先建造的，而在那個時候，迦太基的戰船大部份是五槳的大划船，掛帆行駛通常也優於希臘船；槳手都是公有奴隸，訓練精良，船長則為海戰能手，勇敢無畏。在這方面來說，羅馬遠遜於迦太基，因為羅馬的希臘人聯邦船隻固然不多，羅馬本身更少，在無敵於西地中海的迦太基艦隊面前根本不敢露面。

但利比亞帝國只是迦太基國力的一半；在同一時期，它的海域與殖民勢力已經獲得了同等成就。

迦太基也和後來的羅馬人一樣，在科學與藝術方面似乎主要依賴希臘的影響，但它對這兩方面均不忽視。腓尼基有可敬的文獻；在該城被征服後，發現了豐富的藝術品珍藏（確實，並非在迦太基創造，而是從西西里諸神殿運來）和相當多的圖書館。但迦太基人的智力也用於為資本服務；其文獻以農業與地理論文佔最顯要地位，如前面提及的馬果農業論，以及艦隊司令漢諾沿西非海岸航行的記錄；後者原公開置於迦太基一神廟中，現在仍有譯本存在。即使當時普及的某些成績，尤其是外國語的知識——這方面，此時期的迦太基人幾乎跟帝國時代的羅馬人可以相提並論——也證明了迦太基人把希臘文化做了徹底務實的運用。要想對這古代倫敦所累積的財富有明確概念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從幾件事可以略窺其大概：迦太基人用在戰爭上的錢極多，因係傭兵制；在處理國家的財產上既不當心又無信用，然而，其屬民的貢奉與關稅歲入卻可以完全支付所出，因此不需向公民課徵直接稅；再者，即使在第二次迦太基之戰以後，歲出及每年分期攤還羅馬的四萬八千九百鎊賠償費仍可不需抽稅即足以付清，只在金融的處理上略緊一些而已，締約後十四年，迦太基則欲將剩餘的三十六期賠償費直接付清。但證明迦太基經濟處理之傑出的尚不止歲入的總額。在古代有相當國勢的國家中，我們發現只有迦太基具有後來的、更進步的時期的經濟原則。他們向國外貸款；在錢幣制度上，除了金條與銀條之外（另有金幣與銀幣，原為西西里商業所製）還有代用貨幣，是錢幣本身不具實際價值的——這是古代任何其他地方所無的貨幣。事實上，如果政治只單純化做商業，則可說沒有任何國家比迦太基把問題解決得更精彩。

在迦太基變為利比亞首府的時代，不允許斷然的改變，因此其變化無疑是逐漸的。在改革者中我們只提一提漢諾；他只能說是完成了新體制，此體制的實施大約在羅馬的四世紀和五世紀。

這片土地非常適於農耕；其優良港口與豐富的木材和金屬，又極有利於商業成長，而或許就是由於東邊廣濶的地中海有富饒的島嶼，使最早的商業全面發展起來。腓尼基人將所有的勇氣與精明和熱情都投入商業的發展上，並因之推進了航海術，製造業和殖民區的建立，因之溝通了東方與西方。在早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時期，我們就已發現他們到達過塞浦路斯、埃及、希臘、西西里、非洲和西班牙，甚至遠達大西洋與北海。他們通商的範圍，西起塞拉利昂和康瓦爾，東至馬拉巴海岸。從他們手上經過的東方的黃金與珍珠，有泰爾紫紅，有非洲內陸的奴隸、象牙、虎皮與豹皮、阿拉伯的乳香，埃及的亞麻布，希臘的陶器與美酒，塞浦路斯的銅，西班牙的銀，英格蘭的錫，艾爾巴的鐵。腓尼基航海家供應各國所需要的或可能會購買的任何東西，他們到處巡航，但永遠都抱著重返狹窄家園的希望，因為那是他們情感之寄。

就金融方面而言，不論從任何角度觀察，迦太基都在古代國家中位居第一。在比羅奔尼撒戰爭時代，由希臘最早的史學家們證言，迦太基的財力優於希臘所有國家，其國家之歲入可以比之於「大王」的歲入；波利比阿稱它為世間最富之城。迦太基人經營農業之得宜（也和後來的羅馬一樣，將軍與政治家均參與實施與教育）可以證之於迦太基人馬果的農業論文，此論文後來被希臘與羅馬農人視之為合理耕植之基本法典，不但譯為希臘文，也由羅馬元老院下令編為拉丁本，由官方向義大利地主推薦。腓尼基人的務農與處理資本，有密切關係；尼基人務農的首要格言便是「永不可取得超乎能夠徹底耕種之地。」利比亞由於遊牧農耕，在馬、牛、綿羊與山羊的繁殖上可能超過當時任何國家——這是波利比阿做過證言的——這使迦太基人得到極大的利益。在土地的耕作上，迦太基人固為羅馬人之師，在屬民的利用上可能也是。由於這方面的技巧，迦太基人間接的收到「歐洲最佳部份」和北非最富省份的稅收。迦太基視之為光榮事業的商務，以及船運與製造業，則一年一度為那裏的定居者帶來黃金的豐收。此外，如我們已經說過的，迦太基人不但日漸獨佔了西地中海的國際商務，而且連內陸的也加以操縱；東方與西方的運輸業越來越集中於迦太基這一個港口。

在腓尼基人所建立的殖民地中，最安全而繁榮得最快的，無過於泰爾人與西頓人在西班牙南岸和非洲北岸所建立的區域——這些地方在「大王」（the Great King）的武力所不能構及之處，也可以免於希臘航海家的危險對立，而當地土人對外來者的關係就如美洲印第安人對歐洲人一樣。

沿這些海岸所建立的繁榮的腓尼基城中最突出的就是「新城」，迦太達（Karthada）或如西方人所說，「迦奇頓」（Karchedon）或「迦太基」（Carthago）。此城雖然並非腓尼基人在此帶海岸最早的殖民地，而可能是利比亞腓尼基城中最古老的尤提卡城之依附者，卻由於其天然優良地位hｅｔubｏｏｋ.ｃom•ｃｏｍ與居民之勤奮而迅速突出於鄰近城鎂之上。迦太基座落之處距巴格拉達斯（梅傑達）河出海口（以前的）不遠之處，而巴格拉達斯則流經北非最富饒的農作區。城址座落於肥沃的高地，高地有村舍，有橄欖樹林，而以斜坡緩緩伸向平原，在北方終止於海岬。其地理位置在北非大港突尼斯灣之中心，美麗的盆地可提供大船最佳的碇泊處，海岸近處有甘美泉水，因之成為最宜於農業、商業與交易之處——其地勢如此之得天獨厚，以致此泰爾殖民地不僅是腓尼基人於此區最早的商業城，甚至在羅馬時期，重建之後不久就成為帝國的第三大城，而且在很不利的條件下，在城址選擇不智之下，仍然構成了居民十萬的繁華城市。一個城市在農、商、工上的這般繁榮不需解釋；但有一個問題需要回答——這個城市取得了所有其他腓尼基城所沒有的政治權勢，這是如何發生的？

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證明，即使在迦太基，腓尼基人也沒有放棄他們的消極政策。一直到迦太基繁榮之後，迦太基人仍向土著波波人繳納該城地租；儘管沙漠與海洋足以保障該城免受東方列强侵擾，迦太基依舊承認大王的權威（雖然只是名份上），偶然也向他進貢，以便確保其與泰爾和東方的通商。

最重要的是，腓尼基人像阿拉米其他各族一樣，跟印歐人相比缺乏政治生活的本能——自治（self-governed）的高貴觀念。在西頓和泰爾全盛時期，腓尼基人一直是幼發拉底河和尼羅河强權之間爭奪的蘋果，有時臣服於亞敍利亞人，有時臣服於埃及人，希臘諸城只有一半的國力，卻能得到獨立；但精明的西頓人卻認為，封鎖東方的通商道路或埃及的港口，對他們的損失比最重的貢奉還要嚴重，因此他們準時進貢，或給尼尼微，或給孟菲斯，甚至在無可避免的時候，把他們的船繳給其他的國王，讓他們去互相爭戰。在本鄉，他們忍受主人的壓迫，在國外，他們也寧可過著和平的商人生活，而不願從事征服戰。他們的殖民地是工廠。在他們看來，跟其他國家做買賣，遠比在遙遠的地方征服領土、緩慢而艱困的從事殖民工作更為重要。即使跟競爭的對手他們都避免戰爭；埃及人，希臘人，義大利人，和西西里東部的人排擠他們，他們幾乎毫無反抗的忍受；早期在艾拉利亞（二一七〔五三七〕）和孔邁（二八〇〔四七四〕）發生的西地中海爭霸戰，跟希臘人爭戰的是伊特拉斯坎人而非腓尼基人。如果對立無可避免，他們就儘可能尋求妥協；腓尼基人從沒有要征服凱爾和馬西利亞的企圖。當然他們更不會發動侵略戰爭。在早期只有一次他們加入了侵略戰，也就是非洲的腓尼基人向西西里的大遠征，而結果在希默拉被敘拉古的基羅戰敗（二七四〔四八〇〕）；但這一次只由於他們是大帝的屬民，為了避免跟東部的希臘人為敵，因此才參加了侵略西部的希臘人之役；這正像同一年他們的敍利亞同族參加波斯之戰，而在撤拉米斯跟波斯人同遭敗績一樣（i.330）。

迦太基的人民，儘管不像斯巴達的一樣，對國事全然限於消極態度，但影響力也非常輕微。在元老的選舉上，公開的腐敗已成為定規；將軍的提名會徵詢人民意見，但那只是在由元老會議任命之後才做的樣子；其他的問題也是在元老會議認為合宜或不合宜之後才告知人民。發揮司法功能的「國民會議」是迦太基人從沒有想到過的。公民的無能可能主要是由政治結構造成；在迦太基的組織法中提到「衆協會」（messassociations），這類似於斯巴達的Phei（Pheiditia），可能是寡頭政治下的基爾特（guilds，行會，協會）。另外甚至還提到「自由民」與「勞工」的區別，使我們可以推論後者必然地位甚低，或許近於奴隸。

除此之外，在非洲的腓尼基人，或所謂的利比—腓尼基人，也臣服於迦太基。這些人的區域一方面是由迦太基派遣出去，在非洲整個北岸和部份西北岸殖民的小殖民地——這一定並非不重要的，因為只在大西洋沿岸就同時有三萬此類殖民區——另一方面，則是舊有的腓尼基殖民區，尤其是在現在的康斯坦丁省與突尼斯的貝利克，如希波，即後來所稱為的黎基阿斯（邦納），哈德魯麥騰（蘇薩），小里普提斯（在蘇薩南方）——腓尼基人在非洲的第二大城——扎普蘇斯（在同一區）和大里普提斯（接近的黎波里）。這些城鎮究竟是因尋求保護，以防塞利尼人和紐米底亞人的侵擾，或被迫臣服，現在已無法確知；可以確定的是，即使在官方文件上，他們也被稱做迦太基的屬民；他們都把城牆拉倒了，都要向迦太基進貢，向迦太基提供部隊。不過他們可能不參加兵役的徵集，也不繳納地租，只是供應定量的人員與金錢。例如小里普提斯就每年繳三百六十五泰倫特的巨款（合八萬九千八百四十三英鎊）；再者，在屬民與迦太基人之間有法律上的平等，可以以平等條件互通婚姻。只有尤提卡逃脫此種命運，仍保留城牆及獨立；或許這並非由於其本身武力，而是由於迦太基人對他們古代的保護者的敬意；事實上，迦太基人對這種關係保有深厚的情感，跟希臘人的冷漠形成明顯的對比。即使在跟外國人的交涉上，「迦太基與尤提卡」也經常並列，做聯名承諾；當然，這並不排除「新城」對尤提卡的霸權如此，泰爾人的工廠就變做了北非帝國的首都；此帝國從的黎波里沙漠伸向大西洋，在西方，（摩洛哥與阿爾及利亞）採取佔領方式，而止於沿岸帶狀地區，在東方（目前康斯坦丁與突尼斯各地區）則伸向內陸，並不斷向南拓展其邊界。迦太基人，如一位古代作者所說，由泰爾人變做利比亞人了；腓尼基文明盛行於利比亞，正如亞歷山大之役以後希臘文明盛行於小亞細亞與敍利亞；只是濃度不同。遊牧民族的酋長宮廷中，採用腓尼基的語言與文字，其他較為文明的土著也採用腓尼基字母供本身語文之用；但腓尼基人並不想把他們完全腓尼基化，因為這跟腓尼基的民族性格與政策不合。

然而，儘管他們傾向於屈從與畏縮，環境卻逼得他們非採取更為積極的政策不可。希臘移民不斷向西方傾瀉；希臘本土與義大利已將迦太基人驅除，西西里，西班牙甚至hetubook.com.com利比亞亦準備效尤。如果腓尼基人不打算被完全壓碎，就必須起而對應。而他們所對付的並非大王，而是希臘商人，因此，僅只屈從並不能讓他們保持往日的工商狀況，這不是只繳稅和進貢就可解決的。馬西利亞與塞利尼業已建起，西西里東部已全部落入希臘人手中；是腓尼基人認真抵抗的時候了。迦太基人採取行動；經過了長久而顽强的戰爭後，他們為塞利尼人設下了界線，而希臘主義無法在的黎波里沙漠以西立足。復次，由迦太基人之助，在西西里西端殖民之腓尼基人也抗住了希臘人的侵犯，並心甘情願的接受其强大的同族城市之保護（i 153）。這些發生於Ｕ・Ｃ・二世紀的重要成功，為腓尼基人保住了地中海西南部的區域，使迦太基城奠定霸業的基礎，也改變了它的政治地位。迦太基不再只是商業城；它的目標在君臨利比亞以及地中海的一部份，因為事在必須。這些成功很可能與傭兵制有關。傭兵制約在Ｕ・Ｃ・四世紀中葉風行於希臘，但在東方，尤其是卡利亞人間，則更早，而開其端者則可能是腓尼基人。由於雇傭外族人作戰，戰爭變成了大筆的金錢投機生意，而這跟腓尼基人的性格與習慣是頗為相合的。

以相同的方式，在Ｕ・Ｃ・二世紀末，迦太基人在薩丁尼亞立足，而此處所遭受的待遇也正跟利比亞相同。當地的本土人向內陸山區撤退，以逃避做農奴的命運，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則在卡拉利斯及其他據點建立，而海岸的沃土則在由利比亞遷入的農民手中結實纍纍。

迦太基與羅馬均統治若干同血源的社團和許多異族社團。但羅馬卻向一個接一個的地區開放其公民權，使拉丁諸社團在法律上有平等權可獲得公民地位；迦太基卻從最初就保持排外性，甚至不允許依附地區抱著將有一天處於平等立場的希望。羅馬讓有血源關係的社團分享勝利成果，尤其是獲得的領土以及國家所追求的其他利益上，它分給富人與貴族實質的利益，以此至少爭取到於它有益的黨派。迦太基則不但把勝利成果完全據為己有，甚至把最有特權的城市都剝奪了通商自由。即使對最低的臣屬社團，羅馬都不完全剝除其獨立性，對任何社團都不課以固定貢金；迦太基則派遣監督者至一切處所，就連腓尼基人的古城也課以重稅，而它的臣屬部族則實際上已淪為奴隸國。因此，在迦太基——非洲聯盟中，除了尤提卡之外，沒有任何一個社團是不因迦太基的陷落而在政治上與實質上受益的；而在羅馬——義大利聯盟中，卻沒有任何一個社團會因背叛羅馬而利多於弊的，因為羅馬小心的避免損害到它們的物質利益，而又從不曾用任何極端手腕挑撥政治反對勢力以起衝突。如果迦太基政治家們以利比亞人的叛變為更恐怖之事，來說服腓尼基民族的屬民，讓他們站在迦太基的利益一邊，並用代用貨幣來安撫所有的地主，則他們就錯估了人心，因為商場上的計算並不能完全適合於政治。從經驗得知，羅馬的聯邦政體，表面上看來雖似疏鬆，在抗禦皮拉斯時卻固若金湯，而迦太基聯邦，在敵軍登上非洲土地時，卻像蛛網一樣斷為游絲。阿伽索克利斯和雷古拉斯登陸時是如此，在傭兵戰爭中亦是如此；當傭兵發起反迦太基之戰時，利比亞的婦人自動把首飾獻給傭兵，由這一點可以看出非洲的一般態勢。迦太基的統治唯一顯得略為溫和的地方是西西里，而在這裹他們也得到了比較好的結果。他們允許西西里的屬民有更多的商業自由，讓他們照希臘的辦法在島內商務上用金屬貨幣，而不是用迦太基的那種徒具其名的貨幣；他們行動的自由也比薩丁尼亞人和利比亞人多得多。如果敘拉古落入迦太基人手中；他們的政策就會立即改變。然而，敍拉古並沒有；因此，由於迦太基政府小心經營的溫和政策，在西西里就確實有一個對腓尼基人友善的黨派；例如，即使在該島已轉入羅馬人之手以後，阿格瑞根騰的菲立奴斯仍寫了一部完全腓尼基精神的大戰史。不過，整體言之，即為屬民又係希臘人的西西里人，對他們腓尼基主子的厭惡必不亞於閃姆奈特和塔倫亭人對羅馬人的。

兩者都是貴族政體；裁判控制迦太基，元老則控制羅馬，兩者又都採取相同的警察控制制度。迦太基統治局對行政官員嚴加限制，使他們處於依賴狀態，又絕對禁止公民學習希臘語；凡與希臘人交談，必須由公定翻譯人員的傳譯，這些，都源於羅馬政府所採制度的同一精神；但迦太基人的這種殘酷而絕對的保護政策已瀕於愚蠢，與之相比，羅馬的罰款與檢察就溫和而合理得多。羅馬的元老院是向有傑出能力者開放的，真正代表著人民，因此能夠信任人民，也無需擔心官員。迦太基的元老院，卻是以對行政單位的猜疑控制為基礎，只代表顯赫的世家；它的制度之本質就是對上對下的不信任，因此，它既不能相信人民會跟著它的領導前進，又恐懼行政人員的陰謀。因此也就產生了羅馬政策的穩定性，從不會在不幸的時候退卻一步，也從不因疏忽或冷漠而抛棄良好的機會；迦太基人卻不一樣，在最後的努力可能會挽救一切的時候，往往厭棄奮鬥，倦煩或忘卻了他們做為一個民族的偉大義務，任完成一半的大厦傾倒為碎片，只為的是在幾年以後重新開始。也因此，一般來說，羅馬有能力的官吏跟政府都有良好的諒解；在迦太基，他卻往往跟他家中的主子們站在不共戴天的仇視之下；被迫用不合法制的方法來抗拒他們，也常常站在改革派的一邊。

或許是由於海外成功的反射影響，使迦太基人改變了他們在非洲居留地的性質：從租用到佔有，從容忍到征服。大約在Ｕ・Ｃ・三百〔四五〇〕年，迦太基商人擺脫了土地的租用狀態，不再向當地入繳稅。這改變使他們得以大規模農墾。腓尼基人一直就想以地主的身份運用他們的資本，像以商人的身份一樣；他們要用奴隸與傭工來大量農耕；由是，大批的猶太人就為泰爾的商人——王子做起活來，以收短工的工資。迦太基人現在可以在利比亞的沃土上不受限制的耕種，其方式有若近代的大農場。用鎖鏈連鎖的奴隸墾殖田地——我們發現一個公民竟能擁有兩萬奴隸。不僅如此；周圍的農村（農業似乎很早就導入利比亞，也許在腓尼基殖民之前，很可能來自埃及）被武力征服，利比亞的自由農民變為勞工，要以田產四分之一進貢，並受規定之召集，以組成迦太基防衛部隊。邊界地區常跟遊牧民族發生衝突；但連鎖式的要塞將領土防護起來，使連鎖之内的部份不受騷擾，游牧民族乃逐漸被同沙漠或山區，或被迫承認迦太基的宗主權，進貢，並提供部隊。約在第一次和-圖-書迦太基之戰時期，遊牧民族的大鎮德維斯特（德比薩，在梅傑達河的發源處）被迦太基人征服。在迦太基「國家條約」中，這些便構成「臣服者之鄉鎮及部落」；鄉鎮指利比亞村莊，部落指遊牧民族。

在這小議會之外是否另有大議會，無法確定；但即使有，也不佔重要地位。國王似乎無行政官特殊影響力；他們主要充做最高裁判，往往也以此為名（Shofetes, praetores）。將軍的權力較大。跟亞里斯多德同代而年齡略長的艾索克拉底斯會說，迦太基人在家為寡頭政體，在戰場則為君主政體；因此，羅馬作家說迦太基將軍是獨裁者，可能是對的，儘管，跟隨他的元老定然會限制他的權力，並在其卸職後對其彈劾——這是羅馬人從不曾想到的一種制度。將軍任期並無限定，而由此，他無疑與每年一選的王不同，亞里斯多德亦會表示兩者有別。迦太基人數職共集一身並非少見，因此一人兼任將軍與裁判並不意外。

在西班牙，腓尼基人的主要據點是泰爾人在伽底斯的早期殖民地。此外，在此地東西兩方，他們連串的工廠，内陸則有銀礦，因此他們幾乎擁有現今安達露西亞與葛拉納達之地，或至少是這些省份的濱海地區。他們並不想同好戰的當地人爭奪內陸區域，能夠擁有礦脈和運銷商品、貝殼與其他漁產的根據地，他們已感滿足；何況即使這些濱海據點，他們要抵抗鄰族的排擠已有困難。這些據點的保有權可能並不在迦太基人手上，而在泰爾人手上，而伽底斯進貢的對象也不是迦太基；然而在實際上，伽底斯人也像所有的西部腓尼基人一樣，受著迦太基霸權的保護，這可以從迦太基派遣的援軍及在伽底斯西邊設立的迦太基人商業殖民地看出。再者，即使在很早的時期，伊布蘇斯和巴勒爾斯也已被迦太基人佔據；其目的有二，一為漁業，一為對抗馬西利歐人的前進據點，在這些據點，跟彼等常有猛烈衝突。

腓尼基人有權在歷史上與希臘人和拉丁民族並列；但他們的例子卻提供了一個證據——或許是最强的證據——證明古代民族的精力傾向於單方面發展。那些從阿拉米民族源出的心智創造活動，跟腓尼基人似乎無關。信仰與知識，在某種意義上說似乎屬阿拉米諸族所專有，然後從東方傳至印歐，可是就我們所見，腓尼基人不論在宗教，科學或藝術上都沒有獨特的成就。腓尼基人的宗教概念是粗鄙的，他們的崇拜猶似只在培育慾望與殘忍，而非降服。至少就有史蹟可查的範圍來看，找不出跡象證明他們的宗教會對任何民族產生影響。同時，我們也沒有見到任何證據證明腓尼基人在建築與雕塑藝術上有跟義大利相比之處，更不用說那些藝術的本鄉。科學觀察和其實際應用最早的根據地是巴比倫，或者說是幼發拉底河流域。可能是在這裏人類首次研究星辰的軌跡；是在這裏人類將語言化為文字並有傑出的成就；是在這裏人類開始注意時間與空間以及大自然力量的運作；星相學，年代學，字母和度量衡方面最早的遺跡都可以做為這方面的證明。腓尼基人無疑取得了巴比倫高度的工藝成就，用於他們的工業和星相觀察，以利航海，取得文字與度量衡方面的調整，以利通商，在經過的地方傳佈了許多重要的文明種子；但我們無法證明文字或人類心靈任何巧妙的產品是由他們所創造，而他們傳播給希臘人的宗教與科學觀念等等，是像鳥類從空中掉落的穀粒，而不像農夫耕耘的種子。希臘人，甚至義大利人，所擁有的那種把鄰近有文化的民族同化的力量，是腓尼基人全然缺乏的。在羅馬人征服的領域内，伊比利亞和塞爾特語言消失，只有羅馬語言留傳；但非洲的波波人卻直到目前仍舊說漢諾和巴爾卡時代同樣的語言。

閃米特人地理位置在古代古典世界各國之間，而又與各國相距不遠。閃米特人真正的中心在東方，古典世界各國的中心則在地中海區；戰爭與移民固然使各民族的界線常有變遷，各民族之間也經常互相交織，但一種深沉的分別感一直存在於印歐民族和敍利亞、以色列與阿拉伯諸民族之間。這種區別在閃米特人而言亦斷然明顯。這裏所說是腓尼基人；他們主要擴展的方向是西方。他們的本土是一條狹窄的海岸區，由小亞西亞，敍利亞高地和埃及環繞，這塊地稱之為「迦南」（Canaan），意思是「平原」。這是這個民族對他們本地的唯一稱呼；即使到了基督教時期，非洲的農夫仍舊自稱為迦南人。但希臘人卻給迦南另取了一個名稱，叫「腓尼基」（phaenike），意思是「紫色的土地」，或者「紅人的土地」，而往日的義大利人也慣於用這個名稱稱呼迦南人，即使現在，我們也仍然有此習慣。

與迦太基的興起並行的是腓尼基人祖國——西頓，尤其是泰爾——諸大城的衰落；這一方面是由內在的騷亂，另一方面是因外來的災禍，尤其是Ｕ・Ｃ・一、二、五世紀分別為薩曼納薩，尼布甲多索和亞歷山大所圍攻。泰爾的高貴家族及古老工廠大部份都遷到安全而繁榮的新城，帶去了他們的智慧、資本與傳統。在迦太基人跟羅馬人接觸之際，迦太基已斷然成為迦南人的第一大城，正如羅馬已是拉提阿姆諸社團中的第一社團。

在西西里，麥薩納海峽和該島東半部，早期即落入希臘人之手；但腓尼基人在迦太基人的協助下，一方面保住了鄰近的一些小島，如愛伽提斯、麥利塔、高羅斯、科西拉（馬爾他的殖民區則特別富裕繁榮）；另一方面則保住了西西里西岸和西北岸，從這裏，他們早期經由摩提亞跟非洲連繫，後來則經由利里拜姆，跟薩丁尼亞的連繫則經由潘諾穆斯和蘇倫特姆。該島內陸，則仍留在伊利米、西坎尼和西塞利人之手。在希臘人的進一步推進受到遏止之後，該島就保持住相對的和平，甚至後來波斯人唆使迦太基人反對島上的希臘鄰居（二七四〔四八〇〕），都未能將此和平長期破壞。這和平，整個說來，一直延續到希臘對西西里的遠征（三三九～三四一〔四一五～四一三〕）。兩個競爭的民族下定決心互相容忍，大致說來各自以已有的土地為足。

兩者皆為農業與商業城，也止於此而已；兩者的藝術與科學基本上都位居次要，也都是實用性的，唯一不同處是迦太基在這兩方面都比羅馬進步。但在迦太基，錢幣的利益高於土地的，在那時候的羅馬，土地的利益則高於錢幣的；迦太基的農人普遍都是大地主和奴隸主，那時期的羅馬，大量的自由民則仍親https://m.hetubook.com.com自耕種自由的土地。羅馬的大多數人民都擁有財產，因此是保守的；迦太基的大多數人民則沒有財產，因此既渴望富人的黃金又渴望民主人士的改革呼聲。在迦太基，早已遍行著大商業城的富裕生活，而羅馬人的態度，至少在外表上，仍遵循往日的嚴謹與節儉。當迦太基的使者從羅馬回來時，曾告訴同事，羅馬元老之間的關係之密切超乎一切想像，一套銀器就足夠整個元老院的元老用，不論使者受邀到哪一位元老家中，出現的都是那同一套銀器。這個笑話足以表示兩者的經濟狀況是何等不同。

但元老和行政官隸屬於百零四人團（採其整數，曰百人團），或百人裁判，這乃是迦太基人寡頭政治的堡壘。在迦太基的原始體制中並無此種結構，它像斯巴達的民選五長官一樣，是起於貴族對政府中的專制份子所做的反抗。由於行政人員的貪污腐敗，以及少數份子形成最高單位，迦太基單獨一個家庭——馬果（i 331）家族的，在財富與軍事聲望上均凌駕其他家族——在平時與戰時均意圖將迦太基舉國大權獨攬。大約在羅馬十人執政團的時期，迦太基人乃改變政體，指定百人團。就我們所知，有檢察員之職位者，有資格列為裁判，但候選人得經五人局（Pentarchies）之甄選；裁判雖年年改選，長期甚至終身連任卻為常事；為此，希臘人和羅馬人稱之為「元老」。其行事細節雖為吾人不知，但吾人知之甚確者則為裁判庭為寡頭組織，由原任之貴族會員選舉之；這件事可由一個孤立而能呈現其性質的實例證明之，即迦太基的裁判浴池係在公民的公共浴池之上方。這些人原先可能是政治仲裁人，在情况需要時，召詢「總裁判」和元老，而主要是在將軍卸任時召詢將軍，令其述職，甚至隨意處以死刑，而其手法則殊為殘忍。當然，在這種例子中，也和其他行政官員隸屬於其他單位的控制一樣，權力由被控制者手上轉移到控制者手上；我們不難了解，後者如何干預一切行政（例如元老先把重要消息告知總裁判，然後再告知人民），另一方面，內部的控制又何等令人生畏，因為它執行賞罰，因而阻礙了迦太基的政治家與將軍的行動。

這些殖民區與佔有的富源本身已有足夠的重要性了，但從它能成為迦太基海上霸權的支柱而言，則更顯重要。由於據有了西班牙南部，巴勒爾斯，薩丁尼亞，西西里西部和麥利塔，由於在西班牙、科西嘉沿岸，在塞爾提斯區域擋住了希臘殖民，北非海岸的主人乃可以使他們的海域成為合抱式，並把持了西方海峽。只有在第勒尼安海和高盧海，腓尼基人才允許其他民族的分享。只要伊斯特拉坎人與希臘人在這些水域中互相牽制，這種狀態就可以維持下去；【與敘拉古的競爭】而由於前者危險性較小，腓尼基人甚至與之締結同盟以對抗希臘人。但是，在伊斯特拉坎人勢力衰落（伊斯特拉坎人的失敗，像任何這類牽强的聯盟一樣，迦太基人並未全力相助），而阿西比阿狄斯的偉大計劃失敗之後，敘拉古無可爭議的成為希臘海軍的首要勢力，不僅敘拉古的統治者們自然開始要想統治西西里，下義大利，第勒尼安海和亞德里亞海，迦太基人也被迫採取更强的政策。他們跟勢均力敵而惡名昭彰的敘拉古之戴奧尼西阿斯（三四八～三八九〔四〇六～三六五〕）之間長期而頑强的鬥爭的直接結果，是夾於兩者之間西西里諸國的毀滅或削弱——這個結果於他們兩邊都正中下懷——以及敘拉古人與迦太基人的分佔西西里。該島最繁華的城市，塞林奴斯，希默拉，阿格瑞根騰，吉拉和麥薩納被迦太基人在其不快樂的衝突中夷為平地；戴奧尼西阿斯這方面，看到希臘主義被摧殘或壓抑，也不會不快樂；他仰仗的兵力是由義大利、高盧和西班牙來的外國傭兵，因此斷瓦殘垣或由軍事殖民佔領的省份對他來說較易統治。三七一〔三八三〕年，迦太基將軍馬果在克薩尼昂戰勝後締結和約，將希臘的特爾麥（古代的希默拉），塞吉斯塔，赫拉克利亞・米諾亞，塞林奴斯諸城和阿格瑞根騰的一部份讓於迦太基人，然而雙方都認為這只是暫時妥協；雙方都在重新備戰，以摧殘對方。有四個時機——三六〇〔三九四〕年，在老戴奧尼西阿斯時代；四一〇〔三四四〕年，在提摩里昂時代；四四五〔三〇九〕年，在阿伽索克利斯時代；四七六〔二七八〕年，在皮拉斯時代——迦太三四四基人得以主宰西西里直至敘拉古，在敘拉古，才被堅固的城牆擋住；而敘拉古人也幾乎有同樣的次數——在老戴奧尼西阿斯，阿伽索克利斯和皮拉斯時代——差點把迦太基人趕出西西里。但優勢越來越傾向迦太基一邊，因為，他們總是侵略者，管不像羅馬人那樣鍥而不捨，他們的攻擊卻比希臘人的防守更有計策，更有無力。腓尼基人預料不會總是有天災或外國傭兵把犧牲品從他們手上奪去；就以短時期而言，至少在海域方面，戰事已決（i. 425）：皮拉斯重振敍拉古艦隊的努力是最後一次。這次失敗後，迦太基艦隊宰制西地中海，已所向無敵；而它欲佔頒敘拉古、黎基阿姆和塔倫騰的企圖則顯示出其國力之雄厚及目標之所在。與此等陸上企圖並行的是此區域海上貿易權的徹底控制，而不惜以外國人及其本身之屬民的犧牲為代價；迦太基人，只要有利於其目標的達成，並不因須採用暴力而心軟。迦太基之戰的一個同代人，地理學之父厄拉托西尼（四七九～五六〇〔二七五～一九四〕）曾確言，外國航海者航向薩丁尼亞或伽底斯海峽，若落在迦太基人之手，一律抛入海洋；四〇六〔三四八〕年迦太基所訂條約，宣稱西班牙，薩丁尼亞和利比亞港口向羅馬商船開放，然四四八〔三〇六〕年（i. 426）的條約卻完全關閉，只剩迦太基港例外。

這並不是由於懦弱；在未知的海洋以武裝的船隻航行，需要勇敢的心，而這種心是可以在腓尼基人身上找到的；也不是由於缺乏民族感，事實上阿拉米人不僅以精神武裝並且以血肉之軀來保衛其民族特性，防範希臘文明的誘惑，以及東西方專制帝王的强橫辦法，而他們的頑强是任何印歐民族所不能比擬的，在我們西方人看來有時又似乎不甚合人性。腓尼基人這種政治本能的缺乏，再加上族人之間的密切感，以及對其祖先之城的真摯情感，構成他們明顯的特徵之一。他們不嚮往自由，也不追求統治權；如「士師記」說，「他們像西頓人一樣安靜生活，自在安全而富裕。」

當我們把這兩個強權的資源互比之後，明智而無偏的希臘判斷或許已經出現：當兩者開始發生戰爭時，將勢均力敵。但我們不可省略一點，即迦太基固把一切智慧與財力都用於攻與守的技巧上，它卻無法彌補一個基本缺陷，即缺乏它自和圖書己的陸軍，缺乏基礎穩固的聯盟。要想真正攻擊羅馬，必須在義大利行之，要想真正攻擊迦太基，則必須在利比亞，這是誰都可看得出的；而迦太基最後難逃此種攻擊，也係任何人均可察見。在那個航海業仍處於嬰兒期的時代，艦隊並不是可以獨自長久作戰的東西，必須在有樹木、鐵和水的地方裝備。在非洲本身就不止一次證驗過，即使海軍强國也無法阻止較弱的國家從陸地進攻。阿伽索克利斯即指明了通往迦太基的道路，羅馬將軍便亦自可循；在義大利，入侵者登陸只不過是戰爭的開始，然在利比亞，卻可以變成圍城，而到了這一步，除非發生特別的意外，再頑强再英勇的城民到最後也只有投降一途。

從數種元素綜觀，迦太基的政府顯然是資本家的政府；這也是迦太基這樣的社會中自然會產生的結果，因為這個社會沒有富裕的中間階級，只有無產而勉强維生的衆民和大商人、大農場主與貴族統治者。求財致富的政體敗壞了貴族，卻以屬民為其犧牲；派貴族為附屬社團的稅務員與總督——腐敗的寡頭政治不變的特徵－在迦太基是屢見不鮮的。亞里斯多德認為這是迦太基政體得以持久的主因。直到這時，不論從上方或下方，都尚未發生可值一提的革命。群衆一直沒有領袖，因為執行統治的寡頭能夠將一切有野心或有能力的貴族收買，以選舉的賄賂或其他方式，讓他們吃到桌子上掉下來的剩渣。確實，在這樣的政府下必然會產生傾向民主的反對力量：但在第一次迦太基之戰時，這種傾向尚十分無力。此後一段時期，部份由於戰敗所致，其政治影響力開始擴大，比同一時期羅馬的民主勢力成長得更為迅速；人民集會開始對政治問題做最後的決定，打破了迦太基的寡頭政治的全能態勢。在第二次迦太基之戰結束之際，由漢尼拔建議，百人議會的議員任期不得超過連續兩年，由此才導入了完全的民主，而這個，在迦太基當時現存的境下，乃是唯一可以獲救的辦法——設若仍有時間可以獲救。這個辦法受到强烈的愛國心與改革的熱情支持，但無可否認，其社會根基卻早已腐爛。在見聞廣博的希臘人看來，此時的迦太基人有如亞歷山大時期的人民，完全是烏合之衆，也因此無能為力；那麼，我們可以問，迦太基的革命又能產生什麼好處呢？因為迦太基人自己就是革命之所由起的原因。

於第一次迦太基戰爭開始之前五十年去世的亞里斯多德，曾描述迦太基政體，謂其由君主政體變為貴族政體，或傾向於寡頭政治的民主政體。【國會】國事的行止立即交到元國會老議會手上；此議會類如斯巴達的長老院（Gerusia）由公民每年選出的兩個王和二十八個元老組成。國事——例如戰爭的準備，稅務與兵役的規定，指派將軍，並向他派定若干名元老（副司令通常由其中選出）——均由元老院議定，而將軍之報告則向元老院呈交。

從金融觀點言之，迦太基國家歲入無疑遠超過羅馬；但這個優勢卻被另一些事實抵銷了一部份，即迦太基歲入的來源——貢金及關稅——枯竭得比羅馬快得多（而且正是在最需要的時候），而迦太基人的作戰方式又比羅馬人貴得多。

羅馬與迦太基的軍力來源是非常不同的，但在許多方面都相當勢均力敵，它迦太基城被征服時，該城仍有公民七十萬，包括女人與小孩，可能至少和第五世紀末的人口一樣多；在那個世紀，當情況需要時，他們可以發動一支包括四萬「自由民」重甲步兵，在五世紀初，羅馬在同樣的情況下也可以派遣同樣强大的「自由民」軍隊到戰場（i. 437）；在這世紀的羅馬聯邦大量擴充之後，能荷兵器者必然至少增加兩倍。但比兵員數目更重要的是，羅馬的自由民軍人有效力得多。迦太基政府雖然急於誘導公民參軍，卻無法讓手藝人與製造業者產生農夫的精氣，也無法克服腓尼基人厭戰的心理。第五世紀，在西西里軍中，仍有兩千五百名迦太基人的「神聖隊伍」做總督的衛戍部隊；但到第六世紀，在迦太基軍隊中——例如駐於西班牙的——除了軍官之外，連一個迦太基人也沒有。再者，羅馬農夫不僅是列入官兵名册而已，而且親自上陣。兩國的同血緣依附社團也是一樣；拉丁諸社團所提供的軍隊不亞於羅馬本身的自由民部隊：但利比——腓尼基人卻像迦太基人一樣不嫺於戰爭；很容易料見，他們比迦太基人也更不願意戰爭，因此，他們也從軍隊裏消失了；凡被課定派遣部隊的城鎮，可能都以金錢來代替。如前面所提的西班牙部隊，約有一萬五千人，只有一團四百五十人的騎兵中有利比——腓尼基人，而且也只佔其中一部份。迦太基軍隊的精英是利比亞人，在幹練的軍官訓練下，利比亞新兵可以成為精良的步兵，而由他們組成的輕騎兵則驃悍無敵。除此之外，多少還可加上利比亞與西班牙的依附部落，以及巴勒爾斯著名的投石手，他們似乎介於聯邦所派的部隊和雇傭兵之間；情況必需之際，迦太基還可以從國外雇傭軍隊。因此，就以人數來說，你幾乎可以想要多少就可以找到多少；而軍官的能力，對武器的熟悉與勇氣方面，亦足以匹敵羅馬。然而，傭兵卻需很長的時間才能召集成可以作戰的部隊，這段時間十分危險，而羅馬的民兵卻隨時可以上陣，更危險的是——這是關鍵所在——除了軍人的榮譽和自私的利益以外，沒有任何東西把迦太基軍隊結合在一起，而羅馬人卻因共同的祖國而有著最緊密的團結。一般的迦太基軍官估計他們的傭兵，甚至利比亞農夫，都很像現代人在戰場上估計砲彈一樣；因此乃有三五八〔三九六〕年希米科將軍出賣他的利比亞軍隊的可恥事件，隨之發生了危險的利比亞人叛變，以致留下了「迦太基的信用」（Punic faith，背信）的話柄；這件事對迦太基造成不少的傷害。迦太基經驗到奴工兵與雇傭兵的一切惡果，不止一次，它發現它花錢來的奴隸比它的敵人更為危險。

現在，讓我們將迦太基與羅馬的資源做一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