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米羅甚具匹夫之勇，在借債與謀略上亦頗有天賦，最重要的還是他有天生的自信心，又細心的把這信心做過培養，他努力使自己成為當時的政治冒險者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在他那一行中，他僅排名在克羅底阿斯之後，因此兩人自然變成了死敵。由於克羅底阿斯被攝政者收買，在攝政者的允許下扮演超等民主派角色，因此那米羅當然就非貴族莫屬了！現在要與肆無忌憚之徒結盟的共和派，已經承認米羅為他們的合法戰士，可由之參與一切暴亂。事實上，在這個戰場上他們所得到的勝利都是米羅及其訓練有素的開創士之功。因此，伽圖及其友人也反過來支持米羅競選執政官。甚至西塞羅也不免推薦這一個他的敵人的敵人，他多年來的保護者；米羅本人則不惜一切，包括金錢與暴力；而選舉似乎已成定局。

現在，輪到貴族們盡情大膽的宣戰了。但最可悲的事卻莫過於懦夫不幸有了機會讓他作大膽的決定。他們根本看不到遠處。他們似乎沒有一個想到過凱撒會站穩腳步，甚至也未料到龐培與克拉蘇會跟他有再次緊密結合的可能性。這似乎令人不可置信，但當我們看一看元老院的立憲派領袖群時，卻又覺得情況可解。伽圖仍然缺席，因之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人便是馬卡斯・畢布拉斯了，此人乃是消極抵抗的英雄，是所有的曾任執政官的人中最頑固最愚蠢的。貴族拿起武器，只為了當敵人手搭刀鞘時再立即放下。

在這個領域，攝政者也傾全力求勝。在選舉方面，他們在魯卡會議上即已決定了次年的候選人名單，並用盡一切辦法使候選人獲得同意。他們把黃金主要用在對選舉的影響上。凱撒與龐培的部隊中年年都有大量士兵休假，到羅馬參加投票，而凱撒本人則儘可能留在義大利以監視選舉的進行。

我們甚至不能說這種混亂狀態使中立的公民產生了渴望，希冀有一個以軍事力量為基礎的強大的政府。這類的中立公民主要居住在羅馬城以外，因此未受首都暴亂的直接影響；而那些深受影響的人，也由於過去的經驗——尤其是卡提林納利亞陰謀——也已徹底傾向法治。那些真為首都的暴動而震驚的人，最恐懼的乃是法制被推翻後所產生的巨大危機，相形之下首都表面的無政府狀態倒不那麼可怕。這種無政府狀態惟一明顯的結果倒是龐培的痛苦處境，因為他不斷遭受克羅底阿斯黨人的攻擊，這在決定他未來的步驟時，則有實質的影響。

龐培在元老院所遭受的一連串挫折（更糟的是他都忍氣吞聲的吞了下去）自然使民眾認為是共和派的勝利，是攝政者們的失敗。因之，共和潮流越湧越兇。公元前五十六年的選舉就已對攝政王有部分不利，普布利阿斯・瓦亭尼阿斯和蓋阿斯・阿爾夫阿斯落選，而已頹的政府之熱烈支持者奈阿斯・藍特拉斯・馬西利納斯與奈阿斯・杜米西阿斯・卡爾維納斯則各自當選為執政官與次執政官，公元前五十五年，魯西阿斯・杜米西阿斯，艾漢諾巴布斯求任執政官，由於他在首都的影響力及其財富，要想阻止他當選甚為困難，而他對民主派的反對則明目張膽。

ㄅ至少那三個攝政者中最明智的一個看得出來，不把這種反對放在眼裡固不可能，要用一紙命令把它禁止也同樣無效。因此，凱撒儘可能以個人的關係贏取這些作家中最知名的。西塞羅之能夠得到相當的禮遇——尤其是得到凱撒的——主要是由於他的文明。即使與卡特拉斯，凱撒也願締結特別和約——卡特拉斯的父親在維隆納時與凱撒相識，凱撒透過其父親而與其兒子締交。這個剛剛對大權在握的將軍發過最苛毒的攻擊的青年，受到凱撒極盡奉承的待遇。事實上，凱撒的天分足以讓他在文學本身的地盤上與文學家相遇（以此擋回許多攻擊）；他的高盧記事就以很講究的單純與勻稱的結構記述了他的軍事行動。

然而目標還是很難達到。公元前五十五年，龐培與凱撒確實被選為執政官了，這與魯卡會議的決定相符，而反對派惟一不屈不撓的候選人魯西阿斯・杜米西阿斯則被擱置一邊。但這個結果卻是在公開的暴力下才達成的，伽圖受傷，另外還發生了極為難聽的醜事。下一次的選舉，則儘管攝政者們施盡全力，杜米西阿斯還是當選，而伽圖在爭取次執政宮的角逐上也獲勝；公元前五十五年的選舉，此職則由凱撒的爪牙獲得，但醜聞傳天下。公元前五十三年的選舉，反對派如此不容置辯的揭發了攝政團的諸侯選人（及其它）至為無恥的選舉陰謀，以致被這恥辱回潑到臉上的攝政者們沒有他法可想，只得把那些候選人放棄。

在這樣的事實面前，貴族們那種慣例地裝做不聞不問，或僅是說說壞話，顯然不發生作用。這個常被譏諷為優柔的人現在已經成為軍人的偶像了，是著名的勝利英雄了。他勝利的光輝使龐培陳舊了的桂冠失色——甚至早在公元前五十七年，元老院就頒給凱撒龐培從沒有得過的榮譽。龐培同他的副手之間的關係現在正和以前倒轉了。凱撒是今日的英雄，是羅馬最強大的軍事力量的主人；龐培則是曾經著名的將軍，但現在已經過時。

元老院——毋寧說一般貴族——也同時經歷了改變。正由於它已經沉淪到最低程度，它乃獲得了新的力量。在公元前六十年的聯合執政中，種種事情都已露了端倪，只是成熟的時機未至。伽圖與西塞羅的退出，凱撒與龐培的姻親關係，都明顯地表露出君主政體性的流放和家族聯盟。大部分公眾，雖然對政治事件較為漠然，卻察覺到君主政體的奠基工作越來越明瞭。

然而實在說，只有自由才有詩與創作，只有它，即使是最蹩腳的、奄奄一息的，才能喚起熱情。自古至今，一切真正的文學，必然是反專制的。若說凱撒在文學方面敢於進軍而竟未失敗，則原因僅在於他心中仍舊存著自由共和國的偉大夢想——儘管這個夢想他既無法傳達給他的人，也無法傳達給他的依附者——實際的政治並未絕對被攝政者所控制，猶如文學並未絕對被共和派所控制。

那背信棄義的貴族集會之地顯然被註定了要做那偉大的解放者之火葬堆，因為暴民把屍體抬到元老院，將元老院縱火燒燬。然後，群眾衝向米羅住宅，將其包圍，直至米羅手下用弓矢將其逐退。然後，他們又前往龐培住宅及其選定的執政官候選人住宅，齊呼龐培為獨裁者，候選人為執政官；再往臨時執政官馬卡斯・雷庇達斯處，要求其負執政官選舉之責，當後者以職責所在，不允暴民所請時，暴民將其住宅圍困五日不散。

不過，這些都只是惱憤的少數派徒然的表示。但這少數派卻有一點重要的作用，即暗暗地一直保持著反對情緒的醞釀，有時更會把元老院的大多數帶起共同反對攝政者，因為大多數元老內心裡對攝政者實在含藏著同樣的不滿。就連這些大多數，有時也需要發洩一下久經壓制的憤怒，至少也要在次要的事情尋找發洩的出口。每當有這種機會，攝政者的爪牙就變成了替罪羔羊。伽賓尼阿斯要求參加感恩慶典遭受拒絕，畢索則從他任總督的行省被召回。護民官蓋間斷・伽圖於公元前五十五年選舉時，宣佈只要屬於立憲派的執政官在職一天，他就繼續抵制選舉，於是，元老院披喪。即使經常向攝政者俯首的西塞羅也發行了一本惡毒而又枯燥的小冊子，攻擊凱撒的岳父。

對於新專制者們的反對不論有何等根據，當這個提議在公元前五十七年提出討論時。元老院的大多數卻仍受著由凱撒所激起的恐懼之約束。在馬卡斯・西塞羅的動議下（這是他第一次按照授意表露他從被放逐的經驗所習得的奴性），元老院諂媚的接受了這個計劃的原則。但在細節的決定上，卻跟原先的計劃有非常實質的出入。龐培不但未得自由運用國庫權，未能掌握海陸軍權，甚至連高於各行省總督的權柄亦未取得。元老院只答應交託他一大筆款項，十五名副官，以及此後五年全羅馬帝國有關穀物供應的充分總督權。再者，這個命令還必須經過公民認可。

僅僅是魯卡會議的舉行就足以壓制一切真正的反對念頭，讓那些怯懦的一堆——也就是元老院的絕大多數——乖乖回他們的臣屬地位上去，這個地位，在一個不巧的時刻他們曾將之拋卻。朱利安法規的有效性，再也沒有人要做有計劃的討論了。凱撒自行徵募的軍隊由元老院諭令由國庫支俸。要把凱撒執政官統屬下的高盧行省從他手上取下的召令，也於公元前五十六年五月和*圖*書末被元老院否決。

因此，整個說來，在選舉與陪審法庭上，攝政者頗不順利。在這兩個地盤，因素難以預測，也因之難以威脅利誘。不錯，反對派在選舉方面的勝利只有表演價值，因為攝政者擁有取消任何行政官的權力，實際上也作了運用。不過，反對派在刑事犯方面所保留的處決權卻剝奪了攝政者一項有力的工具。因之，在選舉與陪審法庭上，反對派雖受限制，仍維持了相當的戰果。

決定權完全操縱在凱撒手裡。他用此權重建和鞏固現存的聯合統治，但其基礎則為權力的平均分配。從軍事觀點言之，除卻兩個高盧行省的總督職位以外，最重要的便是兩個西班牙省和敘利亞省的；西班牙省總督指派龐培充任，敘利亞省的則指派克拉蘇。這總督職位係以人民的命令頒予，任期五年（公元前五十四至五十年），各有適當的軍事與經濟支持。另一方面，凱撒要求延長他的統帥權（原於公元前五十四年屆滿）至公元前四十九年，並將他的兵力擴充至十個軍團，由國庫支付他自行召募的軍隊之薪餉。龐培與克拉蘇獲准於次年（公元前五十五年）第二度任執政官，而凱撒則保留在公元前四十八年他的總督任期屆滿後的最高行政統治權，因為這時已符合同一人任兩任執政官之間須隔十年的規定。龐培與克拉蘇在首都急需軍力支持，凱撒的軍隊原為做此之用，但由於不能從阿爾卑斯山北撤回，因此，他們需要另徵新的軍團；名義上這些軍團是為派赴西班牙與敘利亞，但他們可以在覺得方便的時候將軍隊派離義大利。

陪審委員會仍留其存在，但抗辯權則受到限制，尤為重要的是，法庭上的言論自由受到限制；因為證人的數目與演說的時間都規定了最大限，除了事實的證人以外，不許再有性格上的證人以利被告。那曲意奉承的元老院並進一步在龐培的授意下發出諭令：阿庇亞大道上所發生的爭執業已危及國家安全，因之，指定了一個特別委員會，調查與之有關的一切罪行，而委員則由龐培直接指定。此外，他並企圖重賦監察官以重要地位，以此來清除亂民。

這是意料中事。依照眾人所見的事實，龐培是那個時代無可爭辨的第一將軍。凱撒雖然是明敏的政治領袖，演說天才無可否認，卻非常不好戰，性情幾近優柔。這類意見流行已久，不可能期望那些出身高貴的烏合之眾會去費心尋找事情的真相，為了傳說中凱撒在塔伽斯河的英雄事蹟而把已經形成的陳腐觀念更改。凱撒顯得只是在扮演副官的角色，去執行他的主官交下的工作——這些工作是博萊維阿斯、阿夫蘭尼阿斯等能力較差的助手所完成不了的。

首都的事件凱撒天天都取得詳細報告，在軍事情況許可時，還從近處觀察，只是直至此時未作公開干預。但現在貴族已向他的同事——尤其是他——宣戰；他不得不採取行動，他行動得十分迅速。那時他正巧在鄰近，因為貴族們甚至認為不宜在他越過阿爾卑斯山之後才宣佈破裂。公元前五十六年四月，克拉蘇離開首都，跟這個權力更大的同事商議必要的安排。他在拉文納找到了凱撒，兩人同往魯卡。龐培也以從薩丁尼亞和埃及取糧為藉口，在克拉蘇之後不久離開羅馬。三人會面。攝政體制最熱烈的支持者，有如近西班牙地方總督麥特拉斯・奈波斯和薩丁尼亞地方執政官阿比阿斯・克勞底阿斯等多人跟隨。一百二十名侍從及二百名元老參加了這些會議，與共和派的元老院對立的一個君主派元老院於焉形成。

如此，民眾議事集會反對，而元老院則與之鼓合。伊斯特拉坎幾個以智能見稱的占卜者提供了某種意見，元老院做了嚴肅考慮。天啟顯示，由於上層階級的不和，全國的軍力與財力將轉入一個獨裁的統治者之手，而國家將喪失自由（眾神所指的似乎主要是蓋阿斯．麥西阿斯的提議）。共和派不久就從天上落實到地上來。由凱撒以執政官的身份所頒佈的法規——如有關卡普亞之的領土等等——被他們宣稱無效，早在公元前五十七年，元老院就表示了一個意見，就是這些法規務須廢除，因為它們不合規定。如此，公元前五十六年四月六日，執政官西塞羅在元老院滿額元老之前提議，坎班尼亞土地分配當於五月十五日辯論。

如果凱撒除了儘快成為羅馬之王以外沒有其它目標，則這樣做顯然是重大的政治錯誤。但這個稀有的人的雄心決不止於稱王。他有那種膽量同時要完成兩樁艱鉅的大業——整頓義大利內部，又為義大利文明贏取新土地。這兩種任務當然有互相干擾之處，而他高盧的征服之舉與其說有助於他取得王位不如說是有所阻礙。他本可在公元前五十八年發動義大利革命，卻將之延至公元前四十八年，這讓他經歷了甚多的苦痛。但既為政治家又為將軍的凱撒卻是這般大膽的玩家，即對自己充滿信心又不把他的對手放在眼裡，因而總是出步奇偉，有時甚至顯得異常。

這種種措施都是在刀劍的威迫下實行的。隨著元老院宣佈國家陷於危機，龐培乃召令全義大利人兵役年限之內者全部武裝，並宣誓效忠，以應任何事變。一支可靠的部隊暫時駐守在朱比特神殿，反對派的任何騷動，龐培都以武力要挾。在克羅底阿斯被殺案的審訊過程中，史無前例的在法庭派遣了衛護部隊。

然而，共和派雖然仍時有騷動，甚至有零星的成功（主要是由龐培的錯誤），攝政者們獲取獨裁之職權的目的還是達到了，韁繩越來越緊；共和派遭受壓制，新的君主政體得到加強。群眾開始接受後者。當龐培病重康復之際，舉國歡騰慶祝，表現出君主制度下特有的現象。攝政者們顯得滿意了。公元前五十二年八月二日，龐培辭獨裁職，而與友人麥特拉斯・西比奧共任執政官。

即使他做了總督，也未能改變他在一般人心目中的這種地位。阿夫蘭尼阿斯不久以前也曾出任類似職務，但並未因之獲得任何重要地位。若干年之前，數省往往交在同一總督手上，一個總督也常掌握四個軍團的兵權。由於他所執掌的任務遠在阿爾卑斯山之外，而日耳曼王子阿利歐維斯被羅馬人認做朋友與鄰居，因此在那裡不可能發生有重要意義的戰爭。將伽賓尼歐一馬維斯尼利亞法規保護下的龐培地位和凱撒由瓦亭尼亞法規所取得的地位相較，處處可見凱撒的不利。龐培所統治的幾乎是整個帝國，凱撒卻只有兩省。全國的軍隊與國庫幾乎都絕對聽任龐培指揮與運用，凱撒所能動用的軍力則只有兩萬四千人。龐培可以自行擇定退休的時間，凱撒的指揮權雖然相當長卻是有限的。總之，海陸一切最重要的任務都交託在龐培手裡，而凱撒則被派往北方，為首都做守望，以確保龐培的統治不受干擾。

攝政者們傳下暗示，如果這樣的反對繼續下去，則騎士階級將要喪失他們在舞臺上的特殊新地位，而人民則將不能再得免費穀物。因此，人民在表示不滿時開始謹慎，但不滿卻仍然存在。金錢手段則更為奏效，凱撒的黃金源源流入。產業經營不善的富人，有影響力但經濟拮据的貴婦人，無力償債的年輕貴族，陷於困境的商人與銀行家，不是越過阿爾卑斯山親領源頭之水，就是向凱撒在首都的代理人求援；已經完全破產了的混混兒，凱撒是不予理睬的，但任何尚有體面的人，他卻甚少拒絕。此外，他在首都興建了相當多的建築，上至執政官下至販夫走卒，都因之得到利益，同時為了公共娛樂，他也花了大筆經費。龐培也做了類似的建樹，但規模較為有限；他建築了首都的第一座石材劇場，獻禮的輝煌則前所未有。

從那時開始，凱撒的目標顯然已不是共和體制的修改，而是它的存亡。由於這個認識，許多有見識有地位而原先支持民主黨的人，推崇凱撒為該黨之首的人，現在都無可避免的倒向相反的一邊。談論「三君王」或「三頭怪獸」的，已經不只是沙龍和鄉村別墅裡的人了。凱撒在發表其執政官演說的時候，擁擠的民眾沒有一絲聲音，當這民主派的執政官走進戲院的時候，沒有一個人鼓掌。但是當攝政王的爪牙之一出現在公眾面前時，公眾則發出了噓聲，當一個演員說出反君主制度的或諷喻龐培的言語時，就連最持重的人都喝彩了。當西塞羅被流放，據說有兩萬公民，大部分為中產階級，像元老們一樣穿上喪服。當時有一封信曾說：「現在，沒有比對民眾黨的厭恨更受民眾歡迎了。」

這幾乎是對原計劃的駁斥，而導致這種改變的有許多原因。在高盧行省，要將與凱撒同等的權威授予凱撒的同事，甚至要比凱撒的權威尤高，這恐怕是連最膽大的人也不敢同意的。克拉蘇ｈｔｔps://m•ｈetubｏｏｋ•ｃｏm.com，這龐培的世襲敵人與不情願的盟友，也暗地裡在反對。元老院的共和派反對任何增加攝政者權威之事，哪怕只是名義上的。而最重要的原因則是龐培本人的暖昧態度；這個人即使在不得不行動的時候，仍不能公開承認自己的動向，必是由朋友出面，自己則以他著名的謙虛表示：即使再低的授權，他也會覺得滿意。無怪別人就故意把他的話當真，授予他的少些。

顯然這並非僅是對形式的忽視，因為若只為形式，攝政者大可取得，因為元老院在絕大部分事情上根本不會有反對意見。他們之所以不徵求元老院意見，是有意切斷元老院對軍事事務與高級政策的干預，而把它侷限於金融問題與內政。反對者明白察覺到這種意圖，而儘可能提出抗議，有時以元老院的諭令，有時則以刑事訴訟。攝政者雖然把元老院置於一旁，有時卻仍運用危險性較少的民眾集會，只小心不讓這些街頭的老爺們妨礙了國家的老爺們的大事就好。然而，很多事情他們連這個空洞的影子也擺脫了，乾脆公開獨斷獨行。

重振監察官地位的企圖失敗了，因為不論元老院的大多數何等奴性，卻沒有一個有勇氣有權威能做監察官的候選人。米羅由陪審團定了罪（公元前五十二年四月八日），而伽圖求取次年執政官候選人則遭挫敗。文學上的反對遭受一項新法令的打擊，此後永未翻身，因為在攝政者們所懼怕的合法政治辯論已遭驅除，因之文學家們感受到君主專制的壓力。當然，不論在大多數國人的心裡還是在公務生活中，反對並未消失；若要使反對完全消失，則公共選舉，陪審法庭和文學不但需受限制，而且必須全部消滅。實則在這情勢的轉變期間，龐培的拙笨與偏執對共和派頗有幫助，使他們即使在他的獨裁統治下仍然取得數次勝利，而他則痛感其失敗之苦。

對這種大膽的宣示，龐培束手無策，而他同克羅底阿斯的鬥爭之近乎荒唐的處境，使他大失信譽，他跟元老院的聯盟亦然。因此，他的無能使元老院中擁護攝政者的一派士氣大喪，而共和——貴族派則自然佔據了元老院的上風。如果共和派勇敢而巧妙，這一局派系的鬥爭並不就此無望。因為現在它具有一個世紀來所未曾有過的力量：即人民的堅定支持。如果它能信仰人民和其自身，則它就會以最短、最光榮的途徑達到目的。為什麼不公開果決的攻擊攝政者？為什麼元老院不出現一個出眾的人物攻擊攝政者，並以之為首腦，把攝政者的特殊權力取消，以之為不合憲法，並召令義大利的共和派起來反抗暴君？用這種方式或許可以再度恢復元老院的統治權。這樣做，共和派固然冒險，但也可能這最冒險的決心是最明智的——事情往往如此。

雖然如此，龐培還是因為至少找到了一個重要的差事而高興，最主要的是他有了適當的藉口可以離開都城。再者，他為都城提供了豐富而廉價的糧食——儘管行省為此而感到嚴重不滿。他有權在各省具備地方總督之名——但這卻只是空名，因為他沒有自己的軍隊。因之，不久他就向元老院提出第二項建議，要元老院責成他協助被逐的埃及王復位，勢若必須，可以武力行之。但他越是需要元老院，元老院越不尊重他的願望。不久，從女預言家的神諭中就發現，派羅馬部隊入埃及乃是不敬神之舉，而虔敬的元老院則幾乎一致決定避免軍事幹預。龐培這般低聲下氣，以致即使沒有軍隊也願受此任務。但他的裝聾作啞卻又已到如此無可救藥的地步，以致只讓他的朋友去為他求取，他自己則說當派另一位元老前往。元老院當然拒絕這個提議，因為這等於是讓一個重要的人去冒性命之險。經過無休無止的討論後，決定根本不插手埃及事務。

但決定性的因素無疑是高盧。凱撒認為征服高盧（這一點是跟他的傳記作家們的觀點不同的）並不是附帶性的事業以作為他攀登寶座之用，而是為了他國家的外在安全與內在的重組，總之，是為了未來。為了他能夠完成對高盧的征服，為了不致在這段時期纏身於義大利內部的事，他果決地放棄了他獨特的優越地位，給予龐培充足的兵權，使他能夠與元老院及其附和者周旋。

因此，隨著事態的推移，龐培自然與共和派可以產生諒解。至於這種諒解是否可以真正達成，兩個攝政者與貴族之間的混亂關係究竟呈現如何的形式，則要在公元前五十七年秋季予以討論，屆時龐培要建議元老院將異乎尋常的權力交託於他。他的要求之根據和十一年前一樣，是首都麵包的大幅漲價（這和伽賓尼亞法頒行之前一樣）。漲價是否由操縱造成——克羅底阿斯有時即如此指控龐培，有時又如此指控西塞羅，而後二者又轉而指控前者——則不得而知。海盜的劫掠，公庫的空虛，穀物分配的監督不當，本身即足以造成首都食物的匱乏——這個大城的糧食幾乎全靠海外供應。龐培的計劃是要取得全帝國糧食的監督權，而為達此目的，則一方面要掌握羅馬國庫的無限主宰權，另一方面則須掌握陸軍與艦隊大權，同時要取得各行省的司令權，使其權力高於各行省總督。總之，他想求取的是伽賓尼亞法的改良版。依照此法，埃及戰爭之處理權亦將附加上去，就如密斯拉達斯戰爭的處理權自然要附加於海盜圍捕權上。

如此，主要問題解決了，次要的問題——對付首都中反對派的策略，此後候選人的規劃等等——已不致長期留住他們。這位協調大師以其慣有的從容協調了各個人的不同，使最為針鋒相對的份子一致行動。在龐培與克拉蘇之間至少獲得了表面的瞭解。甚至普布利阿斯・克羅底阿斯也在勸誘之下保持安靜了，不再進一步跟龐培為難——這確實是凱撒這位魔術大師的驚人成就之一。

無疑，沉默的大眾反對日甚，因為他們日益清楚攝政者在逐步結束老體制，並以儘可能溫和的態度使現行政府順從君主政體。元老們只好屈從，因為他們別無他法。舉凡重要國事，尤其是軍事方面與對外關係，完全不徵詢元老院而自行處斷，有時以人民諭令之名，有時則完全以統治者的好惡。在魯卡所達成的高盧軍事指揮權協議，完全由克拉蘇與龐培以人民之名批准，而關於西班牙和敘利亞的軍權則由護民官蓋阿斯・屈里朋尼斯核准，另有許多重要的官職往往也都以人民諭令之名委任。凱撒業已明示，攝政者們根本無需任何同意就可自行擴充部隊，借調則也無任何猶豫。例如，為了高盧之戰，凱撒接受龐培支持，為帕提亞戰爭，克拉蘇則接受凱撒之助。波河以北的人在現行體制下只獲有拉丁權利，但在凱撒治理期間則實際把他們完全當羅馬公民對待。

可能凱撒覺得自己對部隊還沒有足夠的掌握力，還不足以率領他們發動一場敵對政府的戰爭，因此擔憂會因從高廬被召回而引起內戰。但在這個時期，內戰是否來臨，主要是依首都的貴族而定，而非依龐培。由於這個原因，凱撒可能不願與龐培公開決裂，以免貴族們的反對會因之受到鼓勵，但這個原因卻不可能使凱撒做出他所做的那種讓步。他之所以如此，可能有個人的原因。可能凱撒回想到他也曾處在龐培如今的地位，而只因龐培退一步（不錯，是優柔寡斷的，而非大度的）才使他免於毀滅。也可能凱撒不忍令他的愛女心碎——他這愛女誠誠懇懇地愛著她的丈夫——因為凱撒的心胸除了政治以外還有容得下很多其他事物的餘地。

攝政者的這種中立立場可以在特別法庭的裁判中看出。陪審團不敢赦免米羅，但屬於共和黨的大部分與事者都被寬赦，而幫助克羅底阿斯（換言之，即幫助攝政者）的分子則被無情定罪，其中包括凱撒和龐培的幾個心腹友人，甚至包括龐培的執政官候選人海普撒斯、護民官蒲蘭卡斯與樂傅斯。因為他們為了龐培利益而指使暴亂。

為了裝得公平，龐培並未阻止對他們的定罪，這又是他愚蠢的例子之一。另一個例子則是他在不重要的事上，為了有益於自己的朋友而違揹他自己的法規。例如，在蒲蘭卡斯的審訊上，他出任性格證人，保護幾個跟他有密切關係的被告——如麥特拉斯・西比奧——使他們不被判罪。這是他的常態，總是做著自相矛盾的事。一方面想扮做公平無私的攝政王，另一方面又想做黨魁，結果是沒有一種像樣。樂論稱他為暴君，他的爪牙則認為他不願或無能保護他們。

元老院也仍在維繫著一個有名無實的政府，任隨事情自然發展，其原因有數端：一、元老院中同情聯合執政團的份子缺乏執政團的指令；二、反對聯合執政團的元老則怒氣填膺，採取了漠htｔps://ｍ.hｅtubooｋ.ｃｏｍ•ｃｏm然或悲觀的態度，但最主要的原因卻是，貴族階級開始感覺到——即或尚未瞭解到——他們的根本無能為力。以當時的情勢觀之，羅馬沒有有決定力的政府，也沒有任何真正的權力中心。羅馬人生活在青黃不接的狀況下，貴族統治已毀，軍事統治尚未成熟。羅馬共和國固然比古代及近代任何國家更明瞭政治的種種原則，它也同樣明白的展示了政治的無政府狀態。

綜合種種情況可以看出，這次的協調並不是各個獨立而互相敵對的攝政者們以平等的立足點而達成的，而是出自凱撒的善意。龐培到達魯卡時是個無權無力的難民，來祈求他的對手的幫助。凱撒可以把他揮開，宣佈聯合統治解散，也可以接受他，讓聯合統治再繼續下去；然而不論哪一種途徑，龐培的政治前途都已結束。如果他此時不與凱撒決裂，則他就變成了凱撒的依附者。如果同凱撒絕裂——這實則不大可能——而同貴族締結新的聯合統治，則這種臨危的結盟對凱撒不會有多大壓力，他可以不予理睬。至於克拉蘇，他跟凱撒的嚴重對立根本不可能。

文學的反對雖然無力，卻越來越大膽，越擾人，因此必須採取嚴厲的措施。公元前五十四年對伽賓尼阿斯的判罪，只是殺雞儆猴。攝政者又協議推出一個獨裁者——雖然是暫時性的——以對選舉和陪審法庭採取新的強制措施。負羅馬與義大利之主要統治責任的龐培，便接受了這個任務。結果，他性格的顢頇和猶豫，在該下令又有權下令的時候吞吞吐吐，又使事情不能果決完成。

聯合執政團在選舉方面這嚴重的挫敗，原因可能有數端。老朽的政府機關難於控制，投票的意外因素難於計算，中產階級心裡潛存的反對，個人因素的複雜等等；但其主因卻在他處。在那個時期，左右選舉的力量往往操縱在貴族們所形成的小圈圈裡。賄賂是由他們在進行，數目大而極度謹慎。在元老院做代表的那些貴族，也正是控制選舉的份子。但在元老院，這些貴族總是非常不甘願的做著讓步，而在選舉上，他們便施展了他們的力量，因為他們的投票是秘密投票，可以放膽地表達他們再對攝政王的反對。克拉蘇於西元前五十五年由公民的同意制訂了嚴格的反選舉舞弊法，但貴族對選舉的影響卻顯然未被此法擊破，這可以從其後數年的選舉看出。

由於這個時期的貴族已經幾乎沒有能力做這種簡單而冒險犯難的事情，他們便找出另一條比較確定，或者說，比較適於這些立憲派的性情的途徑：他們挑撥離間兩個攝政者，以便最後重新掌握國家的船舵。兩個統治者的關係鬆弛了，改變了，而凱撒的優勢力量迫使龐培尋求新的司令權位。如果他能如願，兩人的決裂就可能以某種形態發生，而兩人的鬥爭亦將隨之而起。如果龐培無人支持，他的失敗殆無可疑，而立憲派將發現他們的統治者由兩個變做了一個。但如貴族跟較弱的一個聯合，則聯合派即可能獲勝，因為龐培是個幹練的將才，而立憲派的兵源眾多。勝利後再處置龐培則容易得多，因為在政治上他並非能手。

對攝政者來說，這一項新的失敗不僅將難以承受，而且含有真正的危險，因為米羅若當選執政官，不可能像杜米西阿斯等反對派那般言聽計從。巧的是有那麼一次，米羅與克羅底阿斯在羅馬城外不遠處的阿庇亞大道上相遇，兩者的爪牙發生了衝突，而克羅底阿斯本人肩受劍傷，被迫退入鄰屋躲避。這件事並非米羅授意，但事情既已發展到這種地步，米羅便覺得不如一不做二不休，置克羅底阿斯於死地，比令他受傷，危險性更小。因此他下令手下將躲藏的克羅底阿斯拖出砍死於亂刀之下。

他的策略和他的地位，正和密斯拉達斯戰爭時凱撒的一樣。龐培為了平衡遙遠但兵力優越的敵人，他也想求得類似的軍事地位，於是他首先向政府機構要求。一年半以前，其實這是完全在他掌握中的。那時兩個攝政王透過民眾議事集會和元老院而統御全國；民眾議事集會對他們絕對服從，把他們視為街頭的主宰，元老院則完全懾於凱撒的威風。那時，龐培作為聯合執政團的代表，也是公認的首腦，無疑可以從元老院與公民處獲得任何他想要的任命——即使那任命是跟凱撒的利益相違背的。但他同克羅底阿斯的難堪爭執使他失去了統御民眾的力量，在民眾集會上他的提議不再可能贏得讚許。元老院對他的態度尚不至於如此不利，但即使如此，在長久而致命的靜蟄以後，他是否仍然掌握著大多數元老，使他們給予他所需要的任命，仍屬疑問。

很難說是什麼動機使凱撒放下他超越的地位，自動把第二執政官與軍事指揮官的職位讓予他的對手——即使在公元前六十年，聯合統治達於巔峰的時候，他都曾拒絕這種讓步。而龐培此後（顯然是意在武裝以對抗凱撒）也曾不用凱撒的幫助，甚至違背凱撒的意思自行求取這種權位而歸徒然。不錯，被置於軍事力量之首的不僅是龐培，也還有龐培的宿敵與凱撒的長期盟友；而克拉蘇之所以獲得這舉足輕重的軍事地位，僅為平衡龐培的新權力。然而，當龐培從一個無權無力的人變為重要的軍事指揮官時，凱撒確實還是有重大損失。

但當龐培被聯合執政團選為首都的統治者時，他所接下的實是超乎其能力的任務。龐培不懂治理，只懂下令。首都的騷動勢如鼎沸，同時由過去和即將來臨的變革所激擾，這個城市頗與十九世紀的巴黎類似——要治理這樣一個城市沒有兵力做後盾是極其困難的，而這個刻板而又像模像樣的軍人要想完成這極困難的任務，幾乎是不可能的。結果，事情不久就發展到如此難以收拾的地步，以致不論他的朋友或敵人——其實這兩者都讓他不便——在關乎他的事情上都可以自行其是起來。在凱撒外調之後，聯合執政團仍舊主宰著世界的命運，卻不能主宰首都街道上的。

龐培在合法的獨攬大權之後，開始積極對付共和派——這一派在政治社團與陪審法庭有相當勢力。他重申現行選舉法，並由另一特別法來加強；另一項規定，追溯至公元前七十年，則加強了違法者之懲處。更重要的法規是，總督職只有在執政官和次執政官卸任五年之後始可授予。這樣的安排當然必須在4年之後始行有效，而在這四年間，則總督之派任便完全由元老院的指令決定，換言之，也就是由當時主宰元老院的人來決定了。

對屈里朋尼阿斯的幾項提議他提出爭辯，在廣場，他又把事情推到大打出手的地步，在元老院，他提議地方總督凱撒應該讓位給尤亞龐特斯和譚克特利，因為他對那些野蠻民族的措施太背信棄義了。這些，攝政者們都容忍下來。當元老院決定由國庫支俸給凱撒的部隊後，伽圖的桑科・潘扎和馬卡斯・法芳尼阿斯跳到元老院的門口，向街頭宣佈此舉對國家的危害；也就是這個人，以他低俗的格調諷刺龐培的白色護腿繃帶（因為他的腿痛），說是戴錯了地方的王冠；而執政官藍特拉斯・馬西利納斯在喝彩之下向大會演說：汝等現在當儘量利用表達意見之權，因為機會難再。當克拉蘇率兵出發，前往敘利亞，護民官蓋阿斯・艾提斯・卡庇託以當日一切呼神喚鬼的儀式，召惡鬼與克拉蘇同行。這一切，攝政者們也都容忍了。

如此，攝政者們比以前更能自由地處理義大利的國事。義大利和其首都等於是獲得了一支衛戍部隊（儘管並未武裝集結）和一個衛戍司令。克拉蘇與龐培為敘利亞與西班牙而徵集的部隊，前往東方已出發了，但兩個西班牙行省，龐培則令其部將統領原先駐守的部隊治理，名義上為赴西班牙而徵集的部隊他則下令官兵休假，跟他自己留在義大利。

奇怪巧合的是，當凱撒在阿爾卑斯以北締造歷史業績的時候，羅馬本城卻在上演著歷史上最雜沓的政治鬧劇。共和國的新攝政王並沒有統治羅馬，而只是把自己關在房子裡生悶氣，有時在別墅裡自嘆，有時在元老院裡合嘆。凡是仍然渴望自由與秩序的公民，都對這種無政府的紊亂感到惱恨，但由於完全缺少領導者，也無人可做顧問，便只能採取消極態度。他們對政治活動不僅是避免，而且儘可能與政治上的所多瑪保持距離。

當然，統治者們用以強化其權利的種種措施均假借公共秩序與和平之名，以法規頒行之，凡不希望陷於無政府狀態的人也一律被認為即同意這些措施。但這睜眼的瞎話，龐培卻做得過火；負責調查最近動亂的特別委員會，龐培不派他的死黨充任委員，卻選各黨各派最受敬重的人士，甚至包括伽圖在內。同時，他又在法庭展示他的影響力，主要目的則是為了維持秩序，和-圖-書因而使得那種時期法庭中慣有的騷亂不得出現，不但阻遏了反對派代表的發言，也塞住他本派人員的嘴。

但國家雖可說在攝政者的絕對統治之下，政治地盤中仍有一小塊地方是易於防守而難於攻佔的——這就是一般的行政官選舉和法庭。顯然，法庭不完全受政治左右，卻能部分地反映時代精神，羅馬的情況更是如此。行政官的選舉當然是政治的一部分。但由於在那個時代國家實際是由特別的行政宮——或說完全沒有職稱的人——統治，即使最高的行政官（如果他們屬於反君主政體一派）對國事也不能發生可見的影響，則一般行政官當然也越來越接近傀儡了。那些最傾向於反對派的人坦白而正確的形容自己為無能為力的籌碼，既然這樣，則他們的選舉當然也只不過是充充樣子。然而反對固然已經敗下陣來，敵意卻仍可在選舉過程中繼續存在。

但元老院的多數這種無力的反對及少數頑固而無效的反抗，只是更清楚地顯示了政府現已由元老院轉入攝政者之手，就如往日曾由公民轉入元老院之手一樣。元老院已不過是一個君主政府下的議會，只是用來吸收反對君主政體的份子而已。那已頹的政府之支持者說：「除了那三個人以外，再沒有任何一個人舉足輕重。攝政者大權獨攬，他們要所有的人對這一點都確知無疑。整個元老院實際上都變了質，對獨裁者言聽計從；我們這一代不會看到改變了。」事實上，他們生活的地方已不再是共和國，而是君主國。

真正的權力握在有兵力的人手上；他們是出身高貴的冒險份子，他們召募了奴隸為鬥劍士與黑衛兵。這些鬥劍士與黑衛兵的主人開始時大部分屬於民主派，但從凱撒——他是惟一懂得如何領導和控制民主派的人，——離開之後，一切規律盡行破壞，黨員都各行其是。即使現在，這些人還是在自由的旗幟下興高采烈地奮鬥，但實在說，他們既不是民主派，也不是反民主派。他們在不可少的旗幟上先寫上人民之名，然後又寫上元老院的或某個黨派首腦的名。譬如說，克羅底阿斯就輪流為執政黨、元老院和克拉蘇而戰（或自詡為此而戰）。這些武裝之徒的領袖們只有在迫害他們私敵時才捍衛他們的旗幟——例如克羅底阿斯反對西塞羅時，米羅反對克羅底阿斯時便是如此——他們的黨派立場只是他們公報私仇的工具。這一段政治史上的群魔亂舞，確實可以寫一段胡鬧音樂來配一配。至於大量的謀殺，圍攻住宅，縱火和首都內的其他暴力場面，我們也沒有細說的必要了；噓，叫，吼，啐，踩，以至於丟石頭和拔劍相向更是家常便飯。

元老院就是這樣表示了痛悔。私下裡，這些老爺們由於自己竟曾這般放肆而兩腿發軟，前往求和，發誓無條件服從——而最快的則莫過於馬卡斯・西塞羅，他，自言懺悔自己的背逆之行過晚，以「體面」的稱號加在自己身上，而這些稱號與其說是阿諛，實不如說恰到好處。Me asi num Germanum fuisse——「我真是一頭十足的驢」。攝政者們對來求和的，當然來者不拒，因為沒有一個有資格被拒絕的。貴族圈的態度轉變之速可以一事觀之，即西塞羅在魯卡會議之後馬上發行了小冊子，公開表示懺悔和善意，跟他前此不久所發行的小冊子完全南轅北轍。

這些措施自然會影響到相當多的反對者，尤其是首都中的，使他們對新秩序的態度趨於緩和。但這種賄賂辦法卻無法觸及反對派的核心。現存的體制之深植人心，越來越明顯，而政治上中立的民眾，尤其是鄉鎮中的，贊成君主政體的極少，甚至根本不願忍受它的到來。

龐培儘管厭惡主動，這時他卻不得不想辦法來改變他跟克羅底阿斯與凱撒的關係了。克羅底阿斯使他落入的丟臉處境，必定使天性凝滯的他都感到憤怒了。但更重要的卻是凱撒與他之間的關係的改變。他與凱撒這兩個攝政王之中，他自己在政務的處理上是完全失敗了，而凱撒則地位鞏固，不再有任何顧慮與恐懼。凱撒不在乎是否可以得到允許，自行在他擔任總督的南方一省——此省主要居民為羅馬公民——徵兵，使他的兵力增加一倍。他原先的任務是在義大利北方為羅馬做看守，但他卻領兵越過阿爾卑斯山，把辛布利亞人的一項入侵行動粉碎於伊始，兩年之內（公元前五十八～五十七年）他即將羅馬部隊帶至萊茵河及英倫海峽。

暴民卻再也找不到比這個更快樂的競技場了。小號的大人物是成千成萬的。政治煽動變成了一個大行業，有其專業性的標誌——破舊的袍子，蓬亂的鬍子，長髮飛舞，聲音低沉——而得到豐富報酬的也不在少數。為了發表激昂慷慨的演說，戲院供不應求。希臘人，猶太人，由奴隸獲得解放的自由民和尚未解放的奴隸，是定規的聽眾，也是公共集會上叫聲最大的；而投票的處所卻極少有有權投票的公民在場。

這些年的義大利文學中充滿這類反對言論，充滿了對「偉大的凱撒」，「舉世無雙的將軍」的憤怒諷刺；諷刺這一對親愛的岳父與女婿毀滅了整個世界，為的是把從披頭散髮的塞爾特人掠來的戰利品在羅馬街頭展示，為的是用最西方的小島上得來的穢物大宴賓客，為的是用大筆的金錢買通年輕人的情婦，取而代之。在卡特拉斯等人的詩中，含有個人對政治的怨恨和絕望，類似於亞里斯多芬和狄莫贊尼斯的著作。

從凱撒任執政官的時期，羅馬人就幾乎公認幾個民主派領袖在聯合統治共和國，而在一般人觀念中，龐培顯然居首位。富有階級稱他為「非公開的獨裁者」，西塞羅則曾在他面前匍匐而歸徒然。畢布拉斯最刻薄的嘲諷向他而發，在反對他的人士之私人集會中，最惡毒的言詞也是以他為矢的。

公元前五十四年年末，元老院接到暗示——但並非由龐培本人——羅馬需要一個獨裁者。其言明的理由是首都幫派雜亂，賄賂與暴力公行，以致對選舉及陪審法庭造成有害的壓力，使首都長久處於混亂狀態。我們必須承認，這些說詞使攝政者們在實施非常措施的時候有所藉口。但我們也可瞭解，未來的獨裁者所不敢公開要求的東西，元老們卻心裡明白，因之即使那些最卑躬屈膝的也不敢給予他。為了選舉公元前五十四年的執政官，發生了最見不得人的醜事，造成前所未有的騷動，以致選舉擱置了一整年，在虛君了七個月之後，才於公元前五十三年七月舉行；龐培認為這種狀態正是他所需要的機會，乃清楚向元老院表示，快刀斬亂麻的惟一方式便是立一個獨裁者。不過，即使這一次，他也沒有提到「指揮」二字。如果不是事態另有發展，或許這兩個字還要繼續保留下去。公元前五十二年的執政官候選人，攝政者一派所推出的是昆塔斯・麥將拉斯・西比奧和普布利阿斯・普勞西阿斯・海普撒斯，而共和派最大膽的份子提塔斯・安尼阿斯・米羅卻也加入了競選行列。

那抬不起頭來的元老院不管願不願意，都只有屈從。屈從的大多數之首腦仍舊是馬卡斯・西塞羅。他的法律才華使他總是可以為任何事情找到理由——或毋寧說是說詞。他本來是貴族們反對攝政者的代表，而今卻由凱撒把他變做了屈從者的代言人，這真可說是凱撒式的諷刺了。也正因如此，雖然此人以前曾有短期想腳踢堅石，攝政者們還是原諒他，因他們確定他現在已經惟命是從了。他的弟弟格於義務參軍，調至高盧擔任軍官，因之成為人質。龐培又迫使西塞維本人接受他的掛名助理之職，而由此掌握了任何時候都可「請」他卸任的機會。克羅底阿斯無疑受到指示，不要再騷擾他，但凱撒並不會為西塞羅而擯棄克羅底阿斯，正如不會為克羅底阿斯而捨棄西塞羅；如此，這位救國的大英雄，這位國家的解放者，就插足了內閣的內戰，而其詳情則惜乎無亞里斯多芬之類的史家予以披露。

陪審法庭也讓攝政者感到同樣棘手。以其當時的組成分子而言，陪審法庭主要代表了中產階級的態度，元老院的貴族影響力則較小。公元前五十五年，龐培提出的陪審員財產標準案，可以看出對攝政者的反對派中心實際在中產階級，而大資本家則照例比較依從。但共和派並未被完全排出法庭，也從未中止政治彈劾——當然不是彈劾攝政者本人，而是他們的重要爪牙。這類控告相當尖銳，因為依照慣例，控告之責交由元老院的年輕派辦理，可以想見，年輕人的共和派熱情、才華和攻擊精神，總比老一輩的更為有力。

這個無法無天的劇場中的主要演員是普布利阿斯・克羅底阿斯，好幾個攝政王已經利用過他，用他來對付伽圖與西塞羅。這個人具有影響力，有才分，精hｅtｕbook•cｏｍ•ｃｏｍ力充沛，確實也是個舉足輕重的黨人；在他任護民官而能自行其是的時候，他追尋的是過分的民主政策。他把穀物免費供應市民，他限制檢察官對不道德事件的指控，不準行政官用宗教規定阻止民眾議會集會的進行。不久之前，為限制政治幫派的猖獗，對集會權訂下了限制，他卻把這些限制解除，他重新設置「街頭集會」，這種集會採用幾乎軍事性的街頭清算，無異是把首都的無產階級——不論是自由的還是奴隸的——都正式的組織起來。當然，以自由之名而行的這些行為，也並不排除公民證書的買賣。像凱撒一樣，這隻凱撒的猿猴也用他大大小小的官職自肥，把自主權賣與屬國的國王和城鎮。

如果羅馬有其代表性的體制，則公民的不滿可以在選舉中得到自然的表達。在現存的情況下，立憲派者除了投身在元老院的領導下別無選擇；元老院雖然已經敗壞，卻仍舊是合法共和國的代表與鬥士。如此，現在顯露了一個事實：元老院在已被推翻之後，卻突然發現手上有龐大而可信的軍隊，比它推翻葛拉丘和蘇拉時都更多更為可用。

當然反對者中也有一部分始終不屈，至少也表現出頑強的樣子來，是既不受恐嚇又不能贏取的。攝政者們已經認定，採取特殊的辦法——例如以前處理伽圖和西塞羅的——對他們自己的害處多於益處，與其把共和派的反對份子變成殉道者，不如忍受他們的反對好些。因此，在公元前五十六年年末他們允許伽圖返回羅馬，自此以後，在元老院和廣場，他常冒性命之險反對攝政者，這種行為當然是可敬的，但同時也是可笑的。

擁護攝政派的街頭領袖——護民官提塔斯・孟納西阿斯・蒲蘭卡斯、昆塔斯・龐培阿斯・樂傅斯和蓋阿斯・撒勒斯西阿斯・克利斯帕斯——看出這是大好機會以斬斷米羅的競選，併為龐培求取獨裁者之名。社會的渣滓，尤其是由奴隸解放的自由人和未解放的奴隸，因克羅底阿斯的死而失去了保護人與未來的解放者，因之很容易被煽動。於是，那血淋淋的屍體在廣場的演講臺上展示出來，幾個人發表過演說後，暴亂發生了。

不錯，在岳父與女婿之間還沒有發生公開的衝突，但當兩派的權力發生了實質的改變以後，政治的聯盟實已從內部崩潰。同克羅底阿斯的爭執只會令人惱怒，凱撒與龐培地位的調換卻對後者形成真正的危險了。凱撒及其徒眾以往曾尋求軍力的支持以對抗龐培，現在龐培則不得不尋求軍力的支持以對抗凱撒了。即使高高在上的龐培那般不喜歡拋頭露面，卻仍舊得爭取某種特別的行政官職，使他得以與那高盧兩省的總督並駕齊驅，或甚至凌駕其上。

這種種事情，龐培都無動於衷地看著，若說他沒有看出這如何嚴重地損害了他自己的權利，則他的對手卻看出來了。為了要求遣回一個俘虜過來的亞美尼亞王子這種芝麻小事，克羅底阿斯竟有那個臉去跟羅馬的攝政王爭論，而這爭論不久就變成了正式的仇恨，也正顯示了龐培徹底的無助。一國元首竟要跟一個黨人親自用兵器來一較上下，可謂破敗之極，而他使用武器起來又遠不若克羅底阿斯順手。亞美尼亞王子的事他是被克羅底阿斯愚弄了，反過來他則把克羅底阿斯的敵人西塞羅從放逐中開釋，因而使克氏成為他不共戴天的仇人。若說克羅底阿斯的一派使街道成為危險場所，則這位勝利的將軍也同樣放出了奴隸與拳擊家為狼犬。隨之而來的街頭戰中，將軍自然敗給煽動家了，而伽圖則幾乎不斷的被克羅底阿斯及其黨徒圍困在庭院中。這一出奇怪的戲還有另一場特殊的表演，就是攝政王與那流氓競相爭取那名存實亡的政府的青睞。龐培，一部分是為了討好元老院，允許將西塞羅召回，克羅底阿斯呢，則宣佈朱利安法規為無效，並叫馬卡斯・畢布拉斯公開作證，證明這些法規的通過是不合憲法的。

貴族們感覺到了這一點，再度開始有動向。正在這時，馬卡斯・西塞羅在發誓不僅參加元老院的不管派，而且要傾其全力為攝政者們效忠之後，獲得了攝政者們的同意回到了羅馬。在允許他返回的這件事情上，龐培只不過向寡頭政府做了一個偶然的讓步，一者是為克羅底阿斯找點麻煩；二者是試圖把這個能言善道的前執政官變做工具——因為此人在經過足夠的打擊之後已經惟命是從了。出乎意料的，西塞羅的回京卻被共和派當做宣傳工具，正如他被放逐的時候一樣。由提塔斯・安尼阿斯・米羅的一幫人做保護，抵住克羅盧阿斯一幫人的反對，兩個執政官在元老院的緊急命令下向公民提議，要求公民允許西塞羅回京；同時，元老院促使所有支持憲政者參與投票。投票日（公元前五十七年八月四日），異常多的知名之士——尤其是來自鄉鎮者——群集羅馬。西塞羅由布隆底西安到首都的行程也成為一連串公眾情緒表露的時機。如此，元老院和傾向憲政的公民之新聯合公佈了，這對貴族業已動搖的勇氣有相當的振奮作用。

形式上說，新取得的土地之組織總是由元老院的委員會處理，但高盧的廣大征服地，凱撒卻照其自己判斷規劃，他雖未曾取得更進一步的權力，卻設置了類如新孔莫（孔穆）這樣的殖民地，殖民有五千之眾。畢索指揮色雷斯之戰，伽賓奴斯指揮埃及之戰，克拉蘇指揮帕提亞之戰，均未徵詢元老院，甚至連例常的報告都沒有。同樣，勝利或其他榮譽的頒發也未經元老院聞問。

不但那曾經重擊過西塞羅的棍子現在仍然懸在他頭上，而黃金的枷鎖也落在他身上。經濟陷於嚴重困境的他，極為歡迎凱撒的無息貸款，何況那使得貨幣在首都大量流通的建築也請他做共同監工。許多不朽的演說都胎死腹中，因為他想到演說過後凱撒的代理人可能會給他遞上一張要命的賬單。結果，他發誓「此後不再要求權利與榮譽，只為討好攝政者而效命」，「要柔軟得像只耳朵」。因之，他們就盡其所能地利用他，為他們做辯護人。由這個角色，他往往受命來袒護他最恨之入骨的敵人，尤其是在元老院中。在元老院中，他往往充任聯合君主的口舌，提交一些「別人可能同意，但他卻不」的提議。真的，作為沒有脊椎骨的一派之首，他在政治上甚至也具有了某種程度的重要性。政府中有他可以威脅利誘的份子，攝政者們也用同樣的手法對待，整個來說都已使他們處於馴服的地位。

然而，攝政者還有一個更難擺佈的領域，這便是文學。即使法律方面的反對也屬於文學性，因為演說詞也是當做政治小冊子來發行的。詩的箭特別迅速銳利。貴族的青年，尤其是鄉鎮的中產階級青年，熱烈的發行小冊子與警句，非常有效力。這些年輕人之中有鄉紳元老之子蓋阿斯・李辛尼阿斯・卡爾瓦斯（公元前八十二—四十八年），他的演說與小冊子令人難當，而詩又寫得令人喝彩；有克里蒙納市民馬卡斯・傅利阿斯・畢巴克拉斯（公元前一百〇二—約二十年）；有隆納市民昆塔斯・維勒阿斯・卡特拉斯（公元前八十七—約五十四年）；他們優美而銳利的警句像箭一樣，又快又準，飛遍義大利。

這是正式宣戰，而由於宣戰者是那些穩操勝券始做表示的人士之一，這項宣戰便更為重要。貴族們顯然覺得鬥爭的時間已經到來——不是站在龐培一邊跟凱撒鬥爭，而是反對所有的攝政者。繼之而來的行動不難看出。杜米西阿斯並不隱諱他要以執政官之名，建議公民，立即從高盧召回凱撒。貴族復辟正在進行，他們攻擊卡普亞殖民地之舉，實乃向攝政者甩下手套。

從這黑漆漆的鬧劇中自然不會產生積極的成果，因為它最主要的角色根本不知自己演的是什麼戲。即使像凱撒這樣的天才，也得由經驗才明白情緒的騷動已經完全用盡了，政治煽動已不再是通往寶座之途。在現在這共和與君主青黃不接的季節，如果還有兩眼發直的人披上凱撒已經拋下的預言家法衣，拿起手杖，搬弄蓋阿斯・葛拉丘式的偉大理想，則充其量只能算是權宜之計。民主的騷動由之而起的那個黨派，實際實質已那麼空泛，以致在決定性的鬥爭中它甚至連插腳的餘地都沒有。

但這些暴民的煽動者卻做得過火了。他們的主子當然想利用這個機會來把米羅擺到一邊，並獲取獨裁者之權。但他是想由元老院來賦予他，而非由手執大頭棍的暴民。龐培率軍將首都的暴亂敉平，因為這暴亂已非任何人所可忍受。同時，他坦白要求了他所要的職權，而元老院則惟有屈從。在伽圖與畢布拉斯的提議下龐培除保有各行省之總督職位外，元老院改授他為「無同事之執政官」，而非「獨裁者」；但實則一樣，而元老院也只不過以此聊以自|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