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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煬帝也能寫詩的，征遼是國家大事，不可無詩，有「紀遼東」二首云：

通鑑云：「丙午，至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自作文以祭之，臨哭盡哀。其父母聞之曰：吾兒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按唐書本紀，此事在是年十月。歷史家所謂「臨哭盡哀」，只是臨祭如儀而已。此詩也看不出什麼「卓越」來，勉強「切題」就是了。至爲史家所稱道的戰士父母的感激語，是否如此，很難說，至少本造像人劉樊氏不會有此種心情，她所要的是活人回家，不是天子哭祭。

此搨本造像已失，僅存題記，橫二十四公分，縱五公分，十一行，三十七字，字體工整，當是出於寫經生之手，抗戰https://www.hetubook.com.com後，友人孫君遊西安，託他代爲搜買碑搨本，此片紙卽夾在數十種豐碑搨本中的，經過八年之久被侵掠的戰爭之後，看到這一造像人的祈求，心中眞有說不出的感觸。這爲人|妻子的僅僅一句話一個願望，竟吐出了一千多年後的侵掠者與被侵掠者人民的悲號與無力的控訴。可是「一將成功萬骨枯」，歷史上所謂英雄人物，也就應運而生。如至今猶活在小說戲劇中的薛仁貴，便是在唐太宗李世民貞觀十九年遼東之戰時，以一名編戶募兵，身着奇服，大呼陷陣，被唐太宗發現了，卽刻拜爲游擊將軍。後來還對薛仁貴說：「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爲得爪牙之臣不顧無數人的生命，這話是殘酷的，同時也是自我解嘲，因爲這次雖然打了勝仗，卻因天時關係，被迫班師，歸途又多阻滯，亦深後悔，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通鑑卷一百九十七）

王建這三首詩，與劉樊氏的祈求，悲苦並無二致。但與唐太宗的三首詩比觀，則大異其趣。王建是太宗後百數十年的詩人，在太宗朝卻沒有這樣的詩人，僅有房玄齡臨死時才敢說：「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太宗只說：「彼病篤如此，尙能憂我國家。」（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唐太宗喜歡寫詩的，遼東之役也寫了幾首詩，都不算好，可是全唐詩的編者說他詩筆「卓越前古」，頗難令人心折，他的詩格不過是南朝宮體餘緒而已。要知後代臣子對前代皇帝製作的恭惟，也就是對當今皇帝的尊崇，此本不足爲異，且看他的詩罷：

童年讀唐詩三百首中金昌緒的春怨詩：「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當時不解這位少婦春日夢，其遠人何以不求功名於長安而遠在遼西？後來才知遼水東西是隋唐兩代遠征的戰場。可是，二十五年不斷的征遼戰爭，詩人有深切的體會而反映於作品中的，是大曆年間的王建，不是作春怨的金昌緒。試看王建的詩：

此歌出「海山記」，「海山記」是以煬帝爲主題的傳奇，傳奇中的詩歌，向不被專家所重視，這眞是一首有血淚的作品，不特足爲「無向遼東浪死歌」的注腳，也答覆了本造象人劉樊氏的期待。

按遼東與中國交惡，遠在隋文帝楊堅開皇十七年（五九七），卽高麗王聞隋滅陳後，便準備拒守之策。明年高麗寇遼西，隋以水陸三十萬伐高麗。結果高麗雖然服罪。而隨師因天時地勢關係，死者什八九。（通鑑卷一百七十八）至煬帝楊廣大舉征遼，曾三次出師。胡三省說：自楊堅時起，「隋終以高麗爲意，後遂以佳兵亡國」。（通鑑卷一百七十八開皇十七年注）和_圖_書隋煬帝之亡本有多種因素，但對高麗遠征之失策，卻是重大原因。

這首詩題「於北平作」，貞觀十九年他帥領大軍，四月誓師於幽州後，車駕到了北平，此詩應作於此時。但此詩要是沒有前兩句，簡直是一首登臨遊賞之作，看不出大君的雄略，也看不出發揚蹈厲的氣象。另一詩題是「遼東山夜臨秋」：

這兩首詩與唐太宗征遼之作有共同的氣味，都看不出好在那裏？當時朝士王胄也有「紀遼東」兩首，此類應制之作，古今來皆無足觀，不值得抄出的。而老百姓方面的反應卻是「無向遼東浪死歌」，因爲「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爲羣盜。」「無向遼東浪死歌」，是在這樣的情形下產生的。（通鑑卷一百八十一）可惜這首歌辭沒有流傳下來，但另有一首「挽舟者歌」似可以作爲「無向遼東浪死歌」的注腳。「挽舟者歌」云：

這詩是殘篇，全唐詩未加注明。詩題既是「遼東夜臨秋」，當是十九年「秋七月辛未，上徙營安市城東嶺」時不久所作。此時雖大敗高麗於安市，而遼東已秋，接着便是嚴冽的氣候，至九月非班師不可。如通鑑所記：「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是詩雖僅存四句，而意境荒寒，已有感於天時的警戒。若全篇尙存，必可看出他內心的焦慮。觀其班師時，泥潦阻滯，車馬不通，「剪草填道，水深處以車爲梁，上自繫薪於馬鞘以助役」，又遇暴風雪，士卒多有死亡，如此狼狽，形同敗北，豈是凱旋。（以上並見通鑑卷一百九十八）班師後又有「傷遼東戰亡」詩：

終太宗朝三次對高麗用兵，皆未能如願平了高麗，到他的兒子高宗總章元年才達到了他的雄圖，前後共二十五年（六四四——六六八）。劉樊氏造像祈願於咸亨元年（六七〇），已是高麗平後第二年了，其夫此時不歸，大概永遠不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