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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奕白來到臺灣大學，臺大的前身是臺北帝國大學，其醫學院雖不能與東南醫學院比，但也是戰火之餘，百廢待舉。不久，傅孟眞先生長臺大，於醫學院整頓尤力，奕白便是參與籌劃者之一。他主持醫學院的教務，與校當局協力從事教學與研究的推進，不論事之大小，莫不全力以赴。同時他還主持病理研究所，這方面原先並沒有很好的基礎，又得從頭作起。他終能以新的觀念發展了病理的研究，並使病理直接對於醫院服務，他說：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起，五個月內，他遊歷了世界一周，由美國轉歐洲、中東以及遠東的泰國，參觀了二十三座醫學院，還有幾座研究所。在美國參觀了十七座大學的醫學院，三座研究所，美國重要的大學他都去了。每一醫學院或研究所的組織設備，研究方法，教學情形，以及重要教授，甚至經費來源，都一一的記了下來，看似瑣細，卻別有深意。卽人家的好壞，我們有了具體的參考資料，便可據以研求發展與改善。今日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已經是不能閉關自守，而任何一種學術，也不是閉門造車能有所成就的。尤其是科學，我們既已走在人家後面，就得跟着人家的路線走去，這樣還有跟上前面的一天，不然自作聰明，不是瘋狂，便是愚昧。

以上是我ｍ.heｔｕboｏk•ｃｏm.ｃoｍ讀奕白的這部書的感想，也只是一個平凡的讀者的感想而已，卽此作爲序言。爲一部好書作序，最要的是能對本書有所發明，使讀者一讀序言便知其價値，這一點深愧不能作到。先是我後悔不應該答應奕白這份雅意，現在他看了我這篇拉雜的文字，我想他會苦笑的，這又該他後悔了，然已來不及矣。

先是病理科設在醫學院內，以敎學與研究爲主，未能與臨牀治療相配合。他基於學、研究、爲醫師爲病人服務的觀點，奮鬥了七年，終於將病理遷入了醫院内。這在病理研究方面，加重了責任，也增加了貢獻，在醫師方面能有病理的資料，臨牀診斷治療更獲得了客觀的依據。

這與弄文史者之重視「文獻」殆無異致，前人及同時代人的著作，都是知識的積累，是研究的基礎，是啟發靈感的淵泉，可是，這與圖書設備又有密切的關係了。研究文史者有圖書館卽可，而研究科學者，則圖書館外，還得要實驗室。因此，奕白之採訪世界各大學醫學院的實況，和強調「文獻」之重要，是有他的苦心深意的。關於做研究，奕白有幾句話，說得極好：

說到這裏，與奕白所強調的「文獻」有關了，因爲單憑參觀人家的研究機構，而不看人家的研究成果，也是不行的。奕白說：

一九四三年奕白受東南醫學院之聘，回到上海。東南醫學院本在眞茹，因毀於戰火，遷到法租界勉強開課，維持這醫學院的，都是上海開業的醫師，奕白是唯一的專任教授並負責教務。這醫學院戰火之餘，圖書儀器既感貧乏，應有的學科也不能開齊，解剖實習更談不到了。這時奕白將自己在國外收藏的教材拿出來，充實了敎學，同時籌備解剖實習，爲了屍體，到處奔走接洽，找到了來源，又無人敎授，只有自己擔任。當國家艱苦抗戰的時會，又在淪陷區裏，獨有人沉默而堅強的從頭做起，培植下一代，看來無赫赫之功，卻爲國家蘊蓄了沉厚的力量。果然，勝利後，從天上飛來的重慶客，他們接收時，發現了東南醫學院學生的成就，也不免爲之驚異。

在奕白讀大學的時候，中國的醫學校早有了，醫院的設置也很普遍了，可是病理學卻要從頭做起，足見我們的醫學推進令人有「舍本求末」之感。而奕白於專門學術的研究外，還要「注意那些最基礎的技術」，別人「看來不是學問」的學習，何必多費時間？而他了解自己國家醫學的情形，必須如此，才能有所建立，猶之一個建築師走到四無人煙的原野上，泥水匠和小工，一個也找不到，單憑藍畫圖是建不了高樓大廈的。從這一點上，便可以看出一個有志於自己國家的科學者的遠見與苦心。讀了奕白的這部自傳，使我們更加證實了三十年來所追尋的與表現於教學上的，從沒有離開他三十年前所樹立的目標。

葉奕白先生要我爲他的這部書作序，年前就向我說過，當時我也就漫然的答應了。現在這書已經排印好，正等我交稿，於是我將本書一氣讀完，才覺當時一諾，太大膽了。一個病理學家，將他半生的研究與教育下一代的事實，熱忱的提供於學術界同道，這樣的著作，豈是我所能作序的。可是一言既出，後悔無及。我想，凡是涉乎專門的著作，不外有兩種和*圖*書讀者，卽同道人體會其內含的理識與貢獻，非同道人則體會其寫作的精神與態度；而我呢，卽使作爲一個非同道人，也無此能力。

奕白這部書，雖是眞實的記錄，卻可以看出他的才情來。他那爽利的文筆，正如其性格，使我這職業的國文教員對之不免也有愧色。書中所寫的人物，如馬杉、傅孟眞、劉瑞恆諸君以及在國外訪問時所遇到的人物，都是極眞實活潑而有情趣的，尤其是馬杉敎授那種天眞自然的風度，在他異國的弟子筆下，他沒有死，他是永遠活着的。奕白的文學修養極高，讀過好些世界名著，所以才能寫出這一本好書。他說：

奕白出國留學於上海五卅慘案的後一年，學成歸國於抗戰勝利的前兩年，這二十年中，正是中國人民遭受苦難的時代，這苦難的形成，自然由於種種原因，而最爲顯著的，世界文化激蕩得太劇烈了，我們猶愚頑自嬉，終於招致侵掠者的深入，幾乎亡國。這時代的覺醒者，各以其良知走向了爲民族圖存的道路，至於純科學的研究，本極緊要，但從事於此道者，卻不多見。奕白便是在這苦難的時代，以沉潛的力量，專攻病理。病理學在今日，誰都知其重要性，可是在和圖書四十年前，是冷門，是寂寞的工作。難得的學成後，既不足以致富，又沒有臨牀大夫那樣的氣派，他卻早就立下了志願：「終生教書研究，寧願與發財絕緣了。」他沒有違背他的志願，在悠久的艱苦的歲月裏，他堅強的努力不懈。他說：

這在奕白不過是業餘的事，有如他好打籃球，從沒有作選手的意思。他說「深恐把中文丟掉」，這句話倒令人有些難過，試問今之學科學的年輕人，有幾個人還有這樣想頭？恐怕一入大學之門心理上便把中文丟掉了，若去了外國就是家信也會越寫越疙瘩了，如果在外國住上十年八年，連用腦子思維的方法，也會變了。可是這一問題，單指責今之年輕人也不公平，三十餘年來的通才教育，定下了許多劃一不二的必修科，將年輕人填得喘不過氣來，結果連自家的語文也賠上了。總之，我希望今之下一代的科學家，學學你們的前輩罷，保持住你們多年獲得的那點表達能力，如果能隨時求點進步更好，因爲這一國家語文的運用，佔地球上人口比例，是絕大的多數，況且作爲一個中國人，就得有運用中國語文的義務。我說不來什麼大道理，我祇堅持這點不够偉大的看法。

做科學研究的如此，做文史的研究又何嘗不是如此？不過做科學研究的計畫得失，最後決定於實驗，做文史研究的計畫得失，則在乎資料與識見。「理想」與「信心」固然是必要的，而「狂妄」與「冒險」則是奕白揭出的妙諦。「狂妄」與「冒險」，原是事功家的境界，與做學問研究似乎沒有關係，其實不然，學術之道，並無坦途，多少人從事於此道，成功者究竟少數，所以才情與膽識，雖終老書齋中的人物，也是必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