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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說明的此書名爲六一之一錄，六一乃慕陵六十一歲時仿歐陽修六一之義，亦以六一爲名，惟其所謂六一者乃每日必定靜坐、打拳、散步、寫字、飲酒與其本人爲六數，而其書藝則爲六之一也。

一九二四年慕陵參加清典故宮文物，發現了宋徽宗的瘦金書，偶爾臨摹，大有與會，我與他開玩笑說，未曾專力，反得大名。原來其中大有機栝，陶宗儀「書史曾要」云：「徽宗行草正書，筆勢勁逸，初學薛稷，變其法度，自號瘦金書。」陶南村肯定的說，不出於褚而出於薛，必有所據。南村是元末人，上距徽宗不過兩百年，徽宗自書其敎條「八行八刑」碑遍國中，當時臣工對這位風雅主子的新書體，是有人研究其來源而輾轉傳述，直到陶南村據之以入其「書史會要」。話又說回來了，慕陵當時並不知陶南村如此說，居然不謀而合，證實了陶南村之說。雖然，慕陵瘦金書的成功，並不因爲路數合便能金丹換骨，而最大的因素，還是才性，我每留心慕陵寫瘦金書的情形，看他懸www.hetubook.com.com筆高，下筆狠，行筆疾，大有輕騎快劍，一往無前之概，這一境界卻不是人人所能達到的。

慕陵近來頗喜唐邕寫經碑及水牛山刻石，皆北齊人楷書而富古趣者，也就是敦煌六朝寫經體。我在北平時，曾買到一本是陳師曾先生收藏，友人魏建功見到，爲之驚喜，轉讓了給他。當時錢玄同先生書法唐人寫經，建功正受其影響，而劉半農先生則標榜晉人寫經，惜兩先生所書流傳甚少。寫經體宜小不宜大，金剛經則宜大不宜小，唐邕則能兼兩者之長。慕陵之喜歡此碑，則別有見地，他以爲習初唐諸公書久，易流爲館閣體，如能融合以寫經碑的筆意與結體，則嚴謹之中雜以古趣，自具一種生新的面貌，年前慕陵爲蔡子民先生所寫的墓碑，卽大有此種新境界。此碑在香港，希望有拓本流傳，以供愛好者摩挲。

本文卽止於此，慕陵的書學，自www.hetubook.com.com有體系，愧不能有所發揮。希望慕老門下諸君，出其筆錄，集其微言妙緒，共成一部「莊先生書學記」這倒是極有意義的事。

我們結交，由於北平的常三爺，此人是適之先生戲呼之爲提倡歌謠老祖宗的常惠，他行三，北平土稱三爺。我們也就這樣稱呼好玩。一次慕陵要看柳亞子先生印的蘇曼殊燕子龕詩集，常三爺告訴他我有，他便向我借了。當時我們都住在馬神廟附近西老胡同一號前院，他租的是西廂房兩間，我同另一友人租的是正房三間，我們未經常三爺蘇和尙打交道之前，雖天天見面，彼此不打招呼的。他給我的印象：

慕陵之選擇褚書，是受了兩位前輩的影響，是他的同班好友黃堅的尊翁黃樹棻（適庵）先生，一是趙世駿（山木）先生，黃趙是江西同鄉好友，又同是翰林公，更同是褚派書家。慕陵既親炙黃先生，又因黃先生請教於趙先生。趙先生在舊京，經常爲官僚之家寫墓碑墓誌，書名最大。趙寫碑誌，全用褚遂良聖教序筆意，往往ｗww•hｅtｕbｏok•cｏｍ.ｃom轉折如銀鉤，柔細若游絲，必由刻工高手李月庭上石，才不失那飄逸的筆姿，因此李月庭的名氣同趙山木一樣的大。有一年，我同慕陵因常三爺在北平訪碑的關係，認識了李君，參觀了他的工作場，看到牆腳下放了幾塊刻好的墓誌銘，再看石上紀年，早該運走了，爲什麼還存在這裏。李君笑着說：這些碑主，都因一下失勢，垮了臺，趕急逃往天津，也就顧不得這些排場了。

吾友莊慕陵先生書法集，卽將印出，他向我說：「在臺灣我們兩人交情最久，你應當爲這册子寫一序言。」而我呢，也認爲這序言非我寫不可。可是拿起筆來，眞如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說起，也只有長話短說了。

慕陵於趙松雪，也是偶然的關係，抗戰期間，守着故宮古物，由湖南貴州而四川，山居窮愁，只有寫字消遣。適行篋中有趙松雪的淨土詞與蘭亭十三跋等石印本，喜其雅韻，試以褚法寫之，居然有合處，然亦未嘗經意於松雪。來臺後，葉公超先生將其友人所藏的妙嚴寺記借給他和圖書，這一寸楷長卷是松雪的無上精品。慕陵得此，日置案頭，摩挲臨寫，潛心專力了三個月，竟能與松雪形神無間，大爲朋友們所稱許，松雪楷書，原本初唐，自成家法，慕老之能摩松雪壁壘者，則因初唐是其看家本領，故遇松雪，便相契合，是慕陵之於松雪，同他以薛法寫瘦金，皆有證道的意義。雖然，慕陵不以此爲滿足，他的趣味轉向於好大王碑了。

原來他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學生，書齋名作「愛智樓」取　Philosophy　之意，其實他書架上金石考古的書，多於「愛智」之類的著作，如羅振玉印的豪華版，他也買得起。天天早晨先練字，再作別的事。那時琉璃廠南紙店有一種過油的竹紙，薄而透明，專爲臨帖之用。他就用這種紙日臨薛稷的信行禪師碑，稷書是褚遂良的嫡派，這是他學習的初步，由薛入褚，原是正規的途徑。

四十年前，他在北平琉璃廠的廠西門張樾丞的同古堂，看到有正書局的好大王碑，甚爲歡喜，樾丞是篆刻家，因請其摹寫碑中的「莊嚴」兩字，製板印作名片，這和_圖_書兩個字直用到現在。前幾年，他聽說臺北沈君藏有此碑的舊拓本，於是輾轉結識了沈君，然後商量「割愛」，終於歸了慕陵。此碑未到手前，慕陵爲之寢食不安，既到手後，又爲之騷動許多日。此碑拓本分裱十六幅，每幅長一丈二尺，慕陵的洞天山堂素壁掛不起，只有每幅攤在桌上欣賞，隨看隨卷，甚是辛勞。友朋自臺北來求觀者，還得接待酒食，家人不免煩苦，而慕陵大樂。據葉昌熾語石云：此碑在奉天懷仁縣東通溝口。碑刻時間，當晉義羲十年（四一四），書寫者若不是漢人，即爲漢化的高句麗人。圓筆方體，化八分爲正楷，邊疆屬國，乃有此楷法。光緒二年（一八七六）此碑始發現後，潘祖蔭派拓工前往拓回五十本，始爲國人所知。慕陵此本是許世英氏舊藏，許氏曾隨使節去過朝鮮，許氏於此碑拓本得自關内或是朝鮮，則不可知。慕陵既得此碑，臨寫數週，偶作榜書，居然有大王雄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