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 錫安主義
48、英國託管時期(西元一九二○~一九三六年)
沃裘普的首都:狩獵、咖啡館、宴會與白西裝
不祥的預感與幽閉恐懼威脅著這座城市。「這座沙漠中的要塞,城牆圍繞的山城,充滿艱苦卓絕的悽涼之美,它是一場悲劇,可惜未能滌淨人心」,年輕的匈牙利錫安主義者庫斯特勒這麼寫著,此時他住在耶路撒冷,為賈伯欽斯基的報紙撰稿。「悲劇的美」與「野蠻氣氛」,為他帶來「耶路撒冷式的傷感」。庫斯特勒想逃往庸俗的特拉維夫。在耶路撒冷,他可以感覺到「耶和華憤怒的臉龐,在滾燙的岩石上憂愁地沉思著」。
英國對錫安主義的熱情逐漸減退,因而使英國和猶太人漸行漸遠。或許最典型的就是高級專員錢斯勒爵士,他抱怨猶太人都是些「知恩不報的傢伙」。每個猶太社區反映出不同的文化:雷哈維亞(Rehavia)是世俗德國教授與英國官員的住宅區,這裡是最受人喜愛的市郊,文化氣息濃厚、安靜而且充滿歐洲色彩;布哈拉區(Bokharan Quarter)屬於中亞風格;哈西德梅亞.謝阿里姆(Hasidic Mea Shearim)破落而貧困,讓人想起十七世紀的波蘭;吉赫隆.錫安(Zikhron Zion)瀰漫著「窮苦阿什肯那吉猶太人烹調的味道,羅宋湯、蒜頭、洋蔥與德國酸菜」,阿摩斯.奧茲回憶說。塔爾皮歐 (Talpiot)「複製了柏林的花園市郊」,而奧茲自己則住在克倫.阿夫拉罕姆(Kerem Avraham),這個地區的中心是英國領事詹姆斯.芬恩的舊宅,看起來像極了俄國房子,「屬於契訶夫的風格」。
八月二十三日聚禮日,在穆夫提鼓動下,數千名禮拜者離開阿克薩清真寺,前去攻擊猶太人。穆夫提與他的對手那夏希比,一個是煽動,另一個則是扼止群眾鬧事:有些勇敢的阿拉伯領袖阻擋在暴民前面,但毫無效果。他們攻擊猶太區、蒙提費歐里區與市郊,有三十一名猶太人被殺。在某一戶猶太人家,同一個家族有五名成員被殺;在希伯崙,有五十九名猶太人被殺。哈加納(Haganah)——一九二○年建立的錫安主義民兵——進行反擊。整個巴勒斯坦只有兩百九十二名英國警察,因此要從開羅調來軍隊。總計,有一百三十一名猶太人被阿拉伯人殺害,有一百一十六名阿拉伯人被殺,主要是死在英軍的槍口下。
一九二九年夏天,穆夫提下令開啟一條門道,讓猶太人的西牆成為阿拉伯人用來通行驢子與行人的大街,同時也讓宣禮員的叫拜與蘇菲派的詠唱聲音能大過猶太人的祈禱聲。猶太人在鄰近的巷弄內遭到攻擊。在巴勒斯坦各地,數千名猶太人發起遊行示威,他們高喊口號「西牆是我們的」。八月十五日,歷史學家克勞斯納(Joseph Klausner)——以色列作家阿摩斯.奧茲(Amos Oz)的叔公——率領三百多名錫安主義者進行抗議,其中包括了貝塔爾成員,他們在英國警察警戒下,沉默走向西牆,一邊高舉著錫安主義旗幟,一邊唱著歌,不過此時錢斯勒已離開了耶路撒冷。次日,聚禮日的儀式結束後,兩千名阿拉伯人從阿克薩清真寺下來,攻擊猶太禮拜者,將他們驅離西牆,看到人就予以痛毆。十七日,一名猶太男孩把足球踢進一名阿拉伯人的菜園裡,他跑進去拿,結果遭到殺害。在葬禮上,猶太青年試圖攻擊穆斯林區。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敘利亞一名宣傳者謝克.伊札特.丁.卡薩姆(Sheikh Izzat al-Din al-Qassam)——此人在穆夫提的海法(Haifa)伊斯蘭教法法院擔任下級官員,並且持續敦促穆夫提拒絕任何政治妥協——發起了反英暴亂。卡薩姆比穆夫提更為激進,他是一名禁慾的基本教義派,相信殉道具有神聖意義,從這個意義來看,他可以說是今日蓋達組織與聖戰主義者的先驅。他率領黑手組織十三名聖戰士成員進入山區,十一月二十日,他遭受四百名英國警察圍困,最後被殺。卡薩姆的殉道,使穆夫提的叛心更加熾烈。一九三六年四月,卡薩姆的後繼者在那布魯斯城外發動攻擊,殺死兩名猶太人,但釋放了一名德國人,他宣稱自己是納粹,「為希特勒前來」。這場攻擊點燃了衝突的火花。猶太民族主義者為了報復,也殺死兩名阿拉伯人。正當雙方槍聲大作之時,沃裘普爵士卻沒有能力做出任何回應。一名年輕軍官發現,他已經「六神無主」。
第二天,斯托爾斯的繼任者,以耶路撒冷帕夏自居的基斯-羅奇(Edward Keith-Roach),在猶太人一年中最神聖的贖罪日下令警察搜捕西牆。警察毆打祈禱的猶太人,抽走年長禮拜者坐的椅子。這絕不是英國最好的時刻。穆夫提雖然感到高興,但他警告「猶太人的目標是漸進地奪取阿克薩清真寺」。於是他發動了反猶太禮拜者的行動,向這些祈禱者丟擲石塊、毆打他們,並且用嘈雜的聲音干擾他們祈禱。賈伯欽斯基的貝塔爾青年發起抗議,主張他們有權到西牆祈禱。
本-古里安與穆夫提:縮小的沙發
歐洲的猶太人對希特勒存有戒心。原本減緩的移民潮,此時開始加速,這個過程將永遠改變人口的平衡。一九三三年,三萬七千名猶太人抵達巴勒斯坦;一九三四年達到四萬五千人。到了一九三六年,耶路撒冷有十萬名猶太人,相較之下,基督徒與穆斯林阿拉伯人只有六萬人。正當納粹與反猶太人主義威脅歐洲時,巴勒斯坦的緊張也在升高,沃裘普爵士掌管的新耶路撒冷,此時正經歷一段短期的英國託管時期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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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古里安一開始是一名社會主義者,他從勞工運動中發跡,而且並未拋棄自己的信念,那就是新巴勒斯坦應該由猶太與阿拉伯工人階級合力創建。他夢想的猶太國似乎是遙遠而難以實現的願景。本-古里安對於「與政治錫安主義同時出現的阿拉伯民族運動頗具好感」,他相信阿拉伯與猶太聯盟是猶太人當時可以選擇的最佳方案。他與穆夫提彼此試探共建國家的可能性:回想起來,妥協是有可能達成的。一九三四年八月,本-古里安與為英國人做事的律師穆薩.阿拉米(Musa al-Alami)以及作家喬治.安東尼爾斯見面,這兩個穩健派是穆夫提的顧問。本-古里安提出兩個方案,一個是猶太人與阿拉伯共組政府,另一個是猶太人自建政治實體參與在阿拉伯聯邦中,而這個聯邦將包括外約旦與伊拉克。當然,本-古里安認為,巴勒斯坦就像一張沙發;雙方都有位子坐。穆夫提感到印象深刻,但未做任何承諾。阿拉米日後回憶說,穆夫提與本-古里安曾就民族主義有過一陣唇槍舌劍,但猶太人領袖較有彈性與技巧。他感到遺憾的是,阿拉伯人沒有像本-古里安這樣的領袖。在此同時,穆夫提與他的貴族夥伴卻逐漸對民族主義運動失去控制。
英國的公學學生從小深受貴族制度繁文縟節的陶冶,他們陶醉於耶路撒冷的身分階序之中,特別是總督府晚宴的社交禮儀,錢斯勒的副手魯克爵士(Sir Henry Luke)記得司儀歡迎高級專員、大拉比、大法官、市長與大主教時使用了各種尊稱與頭銜:「專員閣下,法官大人,宗主教閣下,主教閣下,拉比閣下,市長閣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穆斯林認為西牆是穆罕默德夜行時繫上神獸布拉克的地方,然而在十九世紀,鄂圖曼人卻把鄰近的地道當成養驢子的畜舍。法律上來說,西牆是阿布.瑪伊登捐獻的建築物,其時間可上溯到薩拉丁的兒子阿弗達爾。因此西牆「完全是穆斯林的財產」。然而,穆斯林擔心的是猶太人在西牆膜拜,最後可能導致猶太人在伊斯蘭的聖地建設第三聖殿。另一方面,西牆是猶太教最神聖的地方,巴勒斯坦猶太人認為,英國的限制,以及狹小的禮拜空間,正顯示了數世紀以來穆斯林對猶太人的壓迫,也證明了錫安主義的必要性。英國人甚至禁止猶太人在聖潔日吹羊角號。
穆夫提對上市長:阿敏.侯賽尼對上拉希布.那夏希比
英國人似乎把巴勒斯坦當成帝國的一省:陸軍准將安格斯.麥克尼爾(Angus McNeil)組織了拉姆勒谷胡狼狩獵會,他們會帶著一群獵犬追逐狐狸與胡狼。在軍官俱樂部,作客的錫安主義者發現所有人的談話要不是圍繞著獵鴨,就是與最近的馬球比賽或賽馬有關。此外,還有年輕軍官搭乘自己的私人飛機進入耶路撒冷。
魏茨曼說耶路撒冷是「現代巴別塔」,但這些不同的世界持續在融合,儘管這當中有時會出現暴力,或籠罩著不祥的陰霾。哈澤姆.努賽巴表示,世界主義的耶路撒冷是「住起來最令人感到愉快的城市」。咖啡館全天候營業,聚集了知識分子、社會名流與浪蕩不羈之人,他們將家族果園的收入、報刊文章的稿費,以及擔任公務員的薪金捐輸於此。咖啡館裡有肚皮舞表演,有時會出現傷風敗俗的演出,此外還有夜總會歌手與傳統民謠演唱,爵士樂團與埃及流行歌曲。在託管初期,進了雅法門不遠,在帝國飯店旁邊,浮誇的知識分子薩卡基尼在懶散者咖啡館(Vagabond Café)聚了一幫人,大家一起抽著水菸筒,喝著黎巴嫩亞力酒,這位自命的「懶散王子」討論著政治,並且解釋自己的享樂哲學,「懶散者宣言」——「懶散是我們這群人的座右銘。每天工作兩小時」——之後他便縱情於「吃喝玩樂」之中。然而,當薩卡基尼成為巴勒斯坦的教育督察時,他不得不收斂自己的懶散。
被選為市長的男子是典型的阿拉伯名流:拉希布.那夏希比抽菸時使用菸嘴,隨身帶著手杖,而且是最早擁有美國加長型禮車綠色帕卡德(Packard)的耶路撒冷人,他總是讓他的美國司機載他出遊。溫文有禮的那夏希比是最晚發跡與最富有的大家族繼承人,擁有柑橘果園與豪宅,他說著一口流利的法語與英語,曾代表耶路撒冷進入鄂圖曼國會。他僱用瓦希夫幫忙安排宴會,並且讓瓦希夫教他與他的情婦彈奏烏德琴。現在,當上市長的他一年只辦兩次宴會,一次是朋友聚會,另一次宴請的是英國高級專員。那夏希比一直致力於對抗錫安主義,他在這方面經驗豐富,而他也認真扮演耶路撒冷領主與巴勒斯坦領袖的角色。和_圖_書
穆夫提的威望正處於巔峰,但他仍努力控制多數阿拉伯人的想法。這當中有自由主義的西化派,如喬治.安東尼爾斯,有馬克思主義者,有世俗的民族主義者,還有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厭惡穆夫提的阿拉伯人不在少數,但絕大多數深信只有武裝鬥爭才能阻止錫安主義。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前市長穆薩.侯賽尼——他不完全支持姪子穆夫提——在耶路撒冷發起抗議遊行,並因此引發暴亂,造成三十名阿拉伯人死亡。第二年,穆薩.侯賽尼去世,阿拉伯人頓失受眾人仰望的年長政治家:「民眾為穆薩痛哭」,後來成為巴勒斯坦領袖的艾哈邁德.舒凱里(Ahmed Shuqayri)寫道,「阿姆(穆夫提)則讓民眾痛哭。」託管時期第二個十年,超過二十五萬名猶太人抵達巴勒斯坦,是第一個十年的兩倍。阿拉伯人,無論他們是文化修養深厚的耶路撒冷菁英,在牛津受過教育,抑或是穆斯林兄弟會的伊斯蘭主義激進分子,現在都察覺到英國人沒有禁止猶太人移民的意思,他們也不打算扼止組織更完善的伊修夫(Yishuv,猶太人共同體)出現。阿拉伯人已經沒有時間。移民的高峰出現在一九三五年,有六萬六千名猶太人抵達巴勒斯坦。在病態的時代裡,戰爭被視為淨化民族的儀式,即使是知識分子薩卡基尼與審美家賈瓦利葉也相信,唯有暴力能拯救巴勒斯坦。哈澤姆.努賽巴寫道,解決的方法就是「武裝暴動」。
傷腦筋的是,侯賽尼並未贏得第一次穆夫提選舉,勝選的是雅拉拉家族的成員。他之所以能出線,只是因為英國人——他們對於自己能在當地「隨心所欲地施行所謂的善政」而沾沾自喜——宣布選舉無效而直接任命他為穆夫提,而當時侯賽尼只有二十六歲,甚至還沒完成他在開羅的宗教學業。薩謬爾支持他參選新設立的最高穆斯林議會主席,藉此增強他的政治與財政權力。
瓦希夫.賈瓦利葉,在市府擁有一份閒差的烏德琴手,他似乎一直過著懶散的生活:他的兄長在俄國區雅法路上開了一家賈瓦利葉咖啡館,裡頭有歌手與樂團表演。附近的郵政咖啡館一名常客回憶店裡經常坐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客人;一名白鬍子擁護沙皇的軍官,一名年輕的辦事員,一名移民畫家,一名優雅的女士一直談著她在烏克蘭的地產,此外還有許多年輕的移民男女」。
耶路撒冷仍然缺乏大城市應有的奢侈品,但在一九三○年,耶路撒冷已有了第一家世界級的飯店。這座雄偉的大衛王飯店是由富有的埃及猶太人與英國猶太金融家戈德史密斯(Frank Goldsmith,詹姆斯爵士的父親)共同出資興建,而且立即成為耶路撒冷的時尚中心。它以融合了聖經時代、亞述、西臺與穆斯林的裝飾風格著稱,而飯店裡「身材高大、穿著白色馬褲、戴著紅色菲斯帽的蘇丹侍者」也成了知名賣點。一名美國遊客還以為這是整修後的所羅門聖殿。拉希布.那夏希比每天都到這裡理髮。大衛王飯店有助於讓耶路撒冷成為黎巴嫩與埃及富有的阿拉伯人眼中的奢侈度假勝地,一些沒落的王室家族也經常在此住宿。外約旦國王阿布杜拉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來此——大衛王飯店總能將他的駱駝與馬匹照顧得很好。一九三四年十月,邱吉爾偕妻子與朋友莫恩勳爵住進飯店,後者日後成了巴勒斯坦衝突的受害者。為了互別苗頭,穆夫提也找了猶太承包商,在古老的瑪米拉墓園興建了宮殿飯店。
許多英國人很喜歡這種「真實文化混合的感覺」,魯克爵士尤其如此,他的家庭是一個典型的耶路撒冷家庭:「保姆來自英格蘭南部,管家是白俄人,僕役是賽普勒斯土耳其人,廚師阿米德是黝黑的柏柏人,在廚房跑腿的男孩是亞美尼亞人,不過我們後來驚訝地發現他其實是女孩;女僕是俄羅斯人。」但不是每個人都受人喜愛。「我討厭他們,所有的人,」沃特.「爆竹」.康格瑞夫將軍 (General Sir Walter 「Squib」 Congreve)表示:「這些人像畜牲一樣,他們所有的人加起來還比不上一條英國人的命。」和-圖-書
雙方都想改變鄂圖曼時期的現狀,因為所謂的現狀已不能反映現實。猶太移民與土地購買引發阿拉伯人的焦慮,這點不難理解。自從貝爾福宣言宣布以來,約有九萬名猶太人抵達巴勒斯坦。光是一九二五年,猶太人就從大家族手中購買了四萬四千英畝的土地。極少數猶太宗教民族主義者確實夢想要建立第三聖殿,但絕大多數猶太人只想在自己的神聖場所禱告。新任高級專員約翰.錢斯勒(John Chancellor),據說他長得很像一名「英俊的莎劇演員」,他要求穆夫提把西牆賣給猶太人,讓他們在那裡建一個庭院。穆夫提拒絕了。對猶太人而言,西牆是他們自由祈禱與身處故鄉的象徵:對阿拉伯人而言,布拉克則是抵抗與國家的象徵。
魏茨曼是錫安主義的「大家長」,他身穿薩維爾街的西裝,比較常待在梅費爾(Mayfair)自宅的沙龍裡,鮮少出現在烈日曝曬的加利利農場,現在的他靠著席夫家族(Sieff family)捐贈的馬莎百貨(Marks & Spencer)創辦人股本而得以過富足的生活。「你現在是以色列的國王」,本-古里安對他說,但本-古里安不久將反對「魏茨曼以個人崇拜為中心的政權」。對魏茨曼來說,他知道(這點與本-古里安不同)自己不是領兵打仗的料,他對於本-古里安的軍事才能既敬佩又輕視。在長達六百頁的回憶錄裡,魏茨曼只提了兩次本-古里安的名字。魏茨曼也許與列寧長得很像,但本-古里安卻不折不扣地學習了布爾什維克無情的實用主義。
老普盧姆因身體不佳而退休,但新任高級專員尚未抵達,「政治情勢」就浮上檯面。一九二八年,在Kol Nidre這一天,也就是猶太人贖罪日前夕,猶太教執事在西牆設了一道小簾幕,根據猶太律法,男女禮拜者必須分開不能相混。簾幕與供年長禮拜者歇息的椅子是每年都會準備的,但今年穆夫提卻提出抗議,認為猶太人違反規定。
哈加納仍把重點放在鄉村屯墾區的防守上,但也開始進行武裝。有些好戰的民族主義者對於限制感到挫折,於是他們分裂出去,在賈伯欽斯基激勵下建立了國家軍事組織(I rgun Zvai Leumi),不過他們的人數相當少。賈伯欽斯基由於挑釁的言論而被逐出巴勒斯坦,但他在巴勒斯坦與東歐猶太青年中越來越具聲望。不過取代魏茨曼的卻不是賈伯欽斯基,而是大衛.本-古里安,他一躍而成為猶太社群的強人,正如穆夫提成為阿拉伯人的強人一樣。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穆夫提出現在世界舞臺上,他以泛伊斯蘭與民族領袖名義在聖殿山召開世界伊斯蘭會議:這是他最風光、也是最難忘懷的時刻。他仍然激烈地反對巴勒斯坦的錫安主義殖民地,但他的競爭者那夏希比市長、達雅尼斯家族與哈立迪家族都認為,對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來說,和解是比較好的做法。穆夫提不容忍任何反對聲音,他指控他的對手是傾錫安主義的叛徒,並且指控那夏希比有猶太血統。那夏希比企圖奪去他在最高穆斯林議會的主席之位,但未能成功,於是穆夫提開始將他的對手從自己控制的組織中排除出去。軟弱而不確定的英國人傾向於激進派而非穩健派:一九三四年,新任高級專員沃裘普爵士(Sir Arthur Wauchope)放棄對那夏希比的支持,轉而支持哈立迪家族競選市長。侯賽尼與那夏希比家族的敵對變得更白熱化。
阿拉伯中產階級,包括穆斯林與正教徒,許多人為託管政府工作。這些人住在粉紅色的石砌別墅裡,生活在謝克雅拉、塔爾畢、巴卡(Bakaa)與卡塔門(Katamon)的鄂圖曼世界中。這裡屬於耶路撒冷的郊區,阿摩斯.奧茲將其形容為「蒙上面紗的城市,到處都是十字架、角塔、清真寺與神秘」,充斥著「僧侶與修女、卡迪與宣禮員、顯貴、戴著罩紗的婦女與戴著僧帽的僧侶」。當奧茲拜訪某個富裕的阿拉伯家庭時,他讚美「留著大八字鬍的男主人、珠光寶氣的女主人」,以及「充滿魅力的年輕女孩,苗條的臀部,紅指甲,搭配高雅的髮型與輕便的裙子」。
第一代英國總督慶祝自己馴服了耶路撒冷。一九二五年六月,薩謬爾回到倫敦,他充滿妄想地宣稱:「違法亂紀的態度已然止息。」一年後,斯托爾斯離開和平且市容已遠較過去美觀的耶路撒冷,他被擢升為賽普勒斯總督,而後轉而擔任北羅德西亞總督,然而斯托爾斯嘆氣說:「離開耶路撒冷,就不能說是升官了。」新任高級專員是普盧默子爵(Viscount Plumer),一名留著海象鬍的陸軍元帥,綽號是老普盧姆或普盧默老爹。由於經費削減,老普盧姆無法維持與薩謬爾時代同樣數量的士兵,但他散發出令人安心冷靜的神態,人們經常可以看到他愉快地走在耶路撒冷街頭。當官員向他報告政治情勢緊張時,他總是自欺地說:「這裡沒有政治情勢,不要無中生有!」
年邁和圖書的魏茨曼此時再次成為錫安主義的主席,但實權則由本-古里安掌握,後者最近被選為猶太機構執行部(伊修夫最高權威)主席。魏茨曼與本-古里安都獨斷獨行,思考風格也頗為類似,他們都致力於錫安主義與西方民主,但這兩個人也處於對立。本-古里安是粗線條的工人階級人物,具有行動力,無論在戰爭與和平時期都適合擔任領袖。他不喜歡閒聊(除了歷史與哲學),而且缺乏幽默感——矮小的本-古里安說的唯一一個笑話與拿破崙的身高有關。而這個笑話的笑點在:「沒有人比拿破崙巨大,他們只是比他高。」婚後育有兩名子女的本-古里安不是個忠實的丈夫,他在倫敦有一名高挑碧眼的英國情婦。但他也是個獨立思索、考慮周詳的戰略家,他總是沉思各種原因,並且喜歡收集書籍,只要一有時間就會去逛二手書店。他學習西班牙文以閱讀唐吉訶德,學習希臘文以閱讀柏拉圖:當他計畫建國時,他閱讀希臘哲學;當他打仗時,他閱讀克勞塞維茨。
繁盛的新巴勒斯坦,此時已有十三萬兩千六百六十一名居民,證明英國的統治與錫安主義移民確實有助於繁榮經濟——以及增加阿拉伯人口移入:移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比猶太人更多,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增加了一成,是移入敘利亞或黎巴嫩的阿拉伯人口的兩倍。十年間,耶路撒冷吸引了兩萬一千名新阿拉伯人與兩萬名新猶太人——而這段期間也是大家族的鼎盛時期。英國人同情阿拉伯大家族,如努賽巴家族與那夏希比家族,他們仍擁有巴勒斯坦百分之二十五的土地,而他們也能與「英國引進的社會秩序天衣無縫地結合在一起」,薩里.努賽巴(Sari Nusseibeh)寫道,他日後成為巴勒斯坦哲學家。「他們屬於同樣的紳士社會,而英國官員私底下也比較喜歡與這些人接觸,而不喜歡與俄國猶太暴發戶來往。」
沃裘普是一名黃金單身漢,愛好各種娛樂。在兩名身穿緋紅服裝、手持金色權杖的衛兵隨侍下,戴著羽飾頭盔的將軍在新總督府歡迎賓客的到來。總督府位於耶路撒冷南方的陰謀山(Hill of Evil Counsel),是一座融合西方與摩爾人風格的宮殿,府內有一座八角形的塔樓,旁邊圍繞著噴泉,遍植金合歡、松樹與灌木。這棟宅邸是具體而微的英國世界,拼花地板的舞廳、水晶枝形吊燈、內勤室、餐廳、撞球房、英國人與當地人分開使用的浴室——以及耶路撒冷唯一的狗墓園,這是專為愛狗的英國人準備的。賓客穿著軍服或禮帽與燕尾服。某人回憶說:「金錢與香檳就像水一樣源源不斷地流著。」
這場暴亂,阿拉伯人稱為布拉克暴動,令英國人不知所措。「除了上帝,沒有人能成為好的巴勒斯坦高級專員」,錢斯勒對他的兒子說。貝爾福政策遭到破壞。一九三○年十月,殖民地大臣帕斯費爾德勳爵(席德尼.韋布〔Sidney Webb〕,費邊社社會主義者)的白皮書提案限制猶太移民,與放棄猶太民族家園的想法。錫安主義者感到絕望。布拉克暴動點燃了兩方的極端主義。暴力與帕斯費爾德的白皮書使人們不再信任魏茨曼的親英路線:錫安主義者不能再仰賴英國,許多人因此轉而投向賈伯欽斯基較強硬的民族主義路線。在第十七屆錫安主義會議中,賈伯欽斯基攻擊魏茨曼,後者正在遊說英國首相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nald)推翻白皮書。麥克唐納寫信給他,這封信在國會中宣讀,重新肯定貝爾福宣言,並且重新開放猶太移民。阿拉伯人稱這封信為「黑信」,但這已無法挽救魏茨曼的頹勢,他不能再擔任錫安主義主席。魏茨曼受到很大的打擊,他暫時回到了研究崗位。
大家族的生活極其奢華:哈澤姆.努賽巴的父親擁有兩棟「宮殿般的宅邸,每一棟都有二十到三十個房間」。上一代是在君士坦丁堡受教育,到了下一代則是在謝克雅拉聖喬治公學念書,然後進入牛津大學。哈澤姆.努賽巴是薩里的叔叔,他回憶說:「看到阿拉伯耶路撒冷的艾芬迪貴族在夏天時穿著熨得平整的白色絲質西裝與光亮的鞋子,打著絲質領帶,感覺十分有趣。」哈澤姆的兄長安沃爾.努賽巴(Anwar Nusseibeh)開著亮晃晃的別克轎車在耶路撒冷巡遊,這是這座城市的第一輛別克。
全世界正逐漸走向黑暗,危險也逐漸升高。法西斯主義的成長使妥協的氣勢日益減弱,而暴力不只是可接受,而且具吸引力。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三月三十一日,就在兩個月後,穆夫提秘密訪問駐耶路撒冷的德國領事沃爾夫(Heinrich Wolff),宣稱「巴勒斯坦的穆斯林歡迎新政權,希望法西斯反民主的領導能對外傳布」;他又說:「穆斯林希望杯葛德國的猶太人。」
當一名曾當過護士的美籍猶太女子在耶路撒冷開了第一家美容院時,農民們站在店前品頭論足,他們一直期待著櫥窗裡的人體模型開口說話。耶路撒冷最好的書店是布洛斯.薩依德(www•hetubook•com•comBoulos Said,他是知識分子艾德華.薩依德的父親)與弟弟合開的,地點在雅法門附近;最好的高級女子時裝店則是庫爾特.邁伊(Kurt May)與妻子開設的,他們是典型的躲避希特勒的德國猶太人。當他設立這家服飾店時——May這個名字書寫成希伯來文、英文與阿拉伯文的形式,然後組成紋章放在店門正上方——所有的設備都從德國進口,很快就吸引了猶太富商與英國官員的妻子前來光顧,其中甚至包括約旦國王阿布杜拉的妻子。衣索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Haile Selassie)與他的隨從曾經包下了整家店。邁伊家族與其說是錫安主義者,不如說是有教養的德國人——庫爾特曾在一次大戰中獲頒鐵十字勳章——而且他們完全不信宗教。邁伊家族住在店鋪樓上,當他們的女兒米利暗(Miriam)出生時,他們將她交給阿拉伯奶媽照顧:她長大之後,雙親不希望她與隔壁的波蘭猶太人玩耍,因為這些人「缺乏教養」。不過,耶路撒冷仍是一座小城。春天,米利暗的父親有時會帶她走到城外,在綻放花朵的猶大山地撿拾櫻草。每個星期五晚上是他們最重要的社交時間:當超正統派猶太人禱告之時,邁伊家跑到大衛王飯店跳舞。
被選為大穆夫提的是那夏希比的有錢遠親阿敏.侯賽尼。斯托爾斯將這名年輕的先知摩西日暴動煽動者引薦給高級專員,而薩謬爾對此人感到印象深刻。侯賽尼「溫和、聰明、受過良好教育、穿著體面,臉上掛著笑容、金髮碧眼、紅鬍子,富於幽默感」,市長的姪子納瑟勒丁.那夏希比(Nassereddin Nashashibi)回憶說:「但他開玩笑時,眼神卻相當冷漠。」侯賽尼問薩謬爾:「公然的反對者或不可靠的朋友,你比較喜歡哪一種?」薩謬爾回答:「公然的反對者。」魏茨曼諷刺地評論:「雖然諺語這麼說,但是找小偷來抓賊,怎麼想都不是件好事。」以黎巴嫩史家吉爾伯特.阿希卡(Gilbert Achcar)的話來說,侯賽尼變成「一個妄自尊大之人,他以全伊斯蘭世界的領袖自居」。
「豪華的宴會、午宴、晚宴與招待會」,史家喬治.安東尼爾斯(George Antonius )一整年都在忙這些事。安東尼爾斯是一名講究審美的「敘利亞愛國主義者,他有著劍橋導師特有的明晰」,他的妻子凱蒂,「美麗動人,令人難以抗拒」,是黎巴嫩報業大亨(在埃及擁有數家報社)的女兒。他們位於謝克雅拉的別墅,屋主是穆夫提,裡面收藏了一萬兩千本圖書,是阿拉伯上流人士、英國菁英與名人訪客的社交場所,此外也是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政治沙龍。「美女、美食、睿智的言談:無論是誰都會認為這裡舉辦的宴會是全耶路撒冷最好的」,納瑟勒丁.那夏希比回憶說:「而且總是充滿愉快而邪惡的氣氛。」據說安東尼爾斯的婚禮完全對外開放,而凱蒂的打扮極盡挑逗之能事,尤其迎合英國軍官的口味。「她淘氣,對一切都感到好奇,」一名老耶路撒冷人回憶說,「她會閒話家常,總是能搭上別人的話題。」安東尼爾斯跟女兒說,他曾參加當地菁英舉行的舞會,他提議在耶路撒冷舉行雜交派對,讓其他賓客感到震驚——他會邀請十對伴侶,但每個人都只能帶不是配偶的異性前來——然後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英國人在極短的時間內創造出現代主義風格的耶路撒冷,而沃裘普的官邸則是這座城市的中心。年老的貝爾福伯爵曾親自來到斯科普斯山主持希伯來大學的啟用典禮,附近則新蓋了一家哈達薩醫院。基督教青年會如陽|具般的高塔是由帝國大廈的建築師所建。洛克斐勒家族在城牆北方興建了外型融合哥德式與摩爾人風格的博物館。國王喬治五世大道兩旁是「五光十色的商號、吊著枝形吊燈的咖啡館與奢華的名店」,日後成為以色列名作家的年輕猶太耶路撒冷居民阿摩斯.奧茲,想起「電影裡看到的繁華倫敦市街,想開眼界的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夾雜在文雅的英國人當中,走在街上的英國女性穿著晚禮服,露出吸引人的頸項」。這是耶路撒冷的爵士時代,美女、跑車加上千禧年的福音主義。《波士頓先驅報》 在訪問貝爾莎.斯帕福德時表示:「聖地美女開著福特在耶路撒冷呼嘯而過。」該報又說,貝爾莎「引進了廉價的美國車與熱水瓶給土耳其人,她認為將猶太人送回巴勒斯坦的是上帝而不是貝爾福」。
侯賽尼恪守伊斯蘭傳統;那夏希比偏向鄂圖曼人。兩人都反對錫安主義,但那夏希比認為,面對英國的權力,阿拉伯人應該妥協;侯賽尼曾歷經一段屈折而不安的生涯,最後成了一名強硬的民族主義者,反對任何妥協。起初,侯賽尼只是消極地與英國結盟,但他最後不僅像許多阿拉伯人一樣採取反英的立場,他也成為反猶太人的種族主義者,支持希特勒的「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薩謬爾最不朽的成就,是培養出最活躍的與錫安主義及英國對抗的敵人。然而我們也可以說,侯賽尼恰恰是造成他的民族分裂的元凶,也是促進錫安主義鬥爭的最大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