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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西方民主國家為達到普遍公民權與廢除奴隸制度的成就，而感到自豪，也確實有資格。邁向「普及選舉權」的發展之路，當然是充滿激烈辯論的長久過程。英國的《一八六七年改革法案》，首度讓所有成年男性都有選舉權——選民的數目不但頓時激增，性質也有很大的改變。許多人認為此舉是趨向野蠻無節制之美國文化的糟糕進展，報以現今看來令人震驚的批判之詞。德比伯爵夫人寫道：「在我看來，英國朝民主制度發展，是人類所做最怪異，最不文明的提案。」當時的教育部長羅勃．羅合極力反對這個提案，他在對國會發表的一席著名演講上，以這段話做結尾：「這麼多世紀以來的英勇事蹟，以及無數英明之士和強壯雙手的超凡成就，顯然應該值得更高尚的結局，而非在人類革命熱情或濫情熱忱的祭壇成為犧牲品……歷史也許會說其他的事件是非常不幸之事，但沒有一件比得上這個提案那麼放縱又不名譽。」對抗民主體制的人將他們的反對視為英勇高尚的任務，但結果注定要失敗。民主制度已成為現代政治語言中不容批評的詞彙。

雅典民主政體的好公民必須是可靠、負責任、坦白直言，以及守法的人。公民身分的特權卻也仰賴嚴格排除。婦女和奴隸（以及兒童）不但不能投票，也不准參與全民議會、五百人議會，就連上法院也不行。女人即使被起訴，也不能出席法庭，奴隸只有遭受身體虐待才能出庭展現證據。他們認定奴隸即使不照主人的命令答詞，說話也一定不可靠，只有強烈的受虐疼痛才會讓他們說真話。亞里斯多德就無所顧忌地宣稱，有些民族天生具有奴性，而且主張女人是有缺陷的男人。女人不能是雅典的公民。男人可以自豪地自稱是「雅典公民」，女人則普遍被稱為「阿提卡女人」。不只是外邦人無法取得公民身份，雅典超過半數的成人人口也當不成公民。公民身分只限於同質性很高的特選群體，要提倡平等公平身分顯然容易許多。

雅典人在所有生活領域都自豪地運用抽籤程序。在民主政體最了不起的制度之一——悲劇競賽上，現代人完全意料不到，這裡也可見到抽籤特殊的鼎盛風光。雅典人在悲劇競賽投注了許多象徵性的資本。贊助人不但投資金錢，也拿自己的地位當賭注。劇作家和演員都參與競賽，赢得大獎是很重要的事。這整個競賽氣氛的感染力，也讓觀眾興致高昂。評判過程因此格外引人注目。

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往往拿一個審慎表達的廣泛概念，當作立論的起點。他深切闡明了，從全面政治生活而言的城市如何定義公民。在他影響深遠的政治制度理論研究《政治學》中，他提出一個乍看之下完全違反直覺的基本原則：「按本質，城邦先於家庭和個人。」他很清楚，關於城市發展的標準歷史敘述都從家庭中的個人開始談起，接著談家庭的聚集，最終才有了城市的面貌。但他盤算的是，不同的解釋法。他認為萬物皆有潛能，一物實現潛能時，就是達到最終目的。一個東西只有在實現潛能時，才能達到它的最終完滿形式（telos）。一顆橡實有長成一棵橡樹的潛能。橡樹是橡實最終完滿的形式，這是橡實的存在目的。橡實還是橡實時，或是一直是橡實，就並未實現潛能。最終完滿形式讓變化中的物體有意義，因此按照邏輯而言，總是優先存在。我們需要橡樹才能了解橡實是什麼和有何潛能。所以，亞里斯多德認為按照邏輯而言，先有雞，才有蛋。

但就連羅合與德比伯爵夫人也想像不到，女性以後會獲得選舉權。儘管著名的婦女選舉權運動者如潘克赫斯特夫人，極力奔走鼓吹，但英國婦女要到西元一九二二年才取得選舉權，比一般男性晚了五十多年。如果女性就像黑格爾說的，缺乏完整的道德判斷能力，或是誠如比較不知名的哲學評論家所言，女人一定會按www.hetubook.com.com照丈夫的意思投票，為什麼要給女性投票權呢？反駁的論點，例如認為酒墮落之男人的意見勝過聰慧有見識之女人的判斷，是非常荒謬的事，並沒有發揮多大作用。

在現代的代議民主制中，公民要做的決定往往是在代表他們做決定的人選擇一。一個政府（參議員、國會議員、國會代表、國民大會代表等等）被選出後，會評估證據做決策。古代民主制度依據的前提是平等的公民身份；現代民主制度則假定有些人的政治思考力優於其他多數人，政治活動的過程應將這些決策者從民眾中區分開，並賦予他們權威。現代民主的好公民不應該涉及決策和政策制訂過程。人民和「公僕」之間的聯繫受到結構性的限制。現代社會對公民在政府中角色有什麼看法，從這一點就讓人一目瞭然。

連結雅典人的首要基本概念，是公民身份這個觀念。在民主政體中，人民並非臣服於國王或君主，而是屬於國家的公民。公民身分帶來許多好處——有慶典可歡樂慶祝，既是躍升地中海首要之城的局內人，也是雅典帝國政策的利潤受益人。法律定義誰有權成為公民，雅典人因此不時對定義的內容感到憂慮。他們對公民身分爭議訴訟的激烈辯論，顯現出雅典人對公民身份的定義感到焦慮並有見解上的衝突（尤其在雅典日漸繁榮，人口日益增多之際）。不過，雅典民主和現代民主政治最大的差異，是在公民概念投射出的自我感上。「參與」一詞是關鍵。雅典公民有義務參與全民議會、任職於五百人議會、擔任陪審員、投票、處理落籍區的事務、參與節慶，以及加入陸軍或海軍為國而戰。現代的民主政治論者三句話不離權利，古代民主卻認為公民身份首重責任和參與活動。

對法律的愛好在雅典隨處可見。亞里士多芬尼在喜劇《黃蜂》中，取笑雅典公民樂於當陪審員，在法院上用言語刺傷同胞。雅典人和美國人一樣，能幽默地嘲笑自己老是進出法庭。不過，對法律力量最動人的宣言，可能是來自一個外地人希羅多德對雅典以外的希臘人的描述。波斯國王薛西斯入侵希臘，即將在溫泉關和斯巴達人對戰。他無法相信人數少得可憐的斯巴達軍隊，竟然要和波斯的龐大軍隊對決。他問一個隨行的斯巴達人狄馬拉圖斯，他們是否有一位至高無上的國王強迫他們聽命，才會採取這樣的自殺行動，既然斯巴達人自誇是自由人，為什麼自由人會有這樣的舉動？這實在讓人無法理解。狄馬拉圖斯小心翼翼地回答。他謹慎地問波斯國王，他是否能直言不諱，即使答案讓人聽了不悅，國王也不會對他動怒。這就是面對絕對權威必然有的緊張，不像在法治體系下能坦白直言。這個問題是狄馬拉圖斯答案的重要序曲。接下來是他雋永的鏗鏘答詞：「並肩作戰的斯巴達人是天底下最英勇的軍人。沒錯，他們是自由人，但並非完全自由。他們有個主子，這個主子是法律，他們懼怕法律的程度更甚你的人民懼怕你。只要這個主子一聲令下，他們就聽命而行。這位主子的命令從不改變。」

然而，儘管現代民主延續了言論自由、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以及政府官員對這些原則負有責任，但現代公民並不需要、也不被期待要充分參與政治過程，而且和政府的決策過程幾乎毫無關係。培利克里斯讚揚的個人自主判斷力，已經由選舉決策者的選舉過程取代。在雅典人看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和美國民主制度兩相對照時，顯得是一句空洞無比的口號。英國上議院議員不是經由選舉選出，不需負有責任，更別提擁有否決權的英國君主，以這樣的上議院為例，要讓民主理論和實務一致就更難了。

修昔底德曾記述培利克里斯對全體公民的一席著名演講，這位城邦領導人宣稱：「我們不說『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人管自己的事就好』，我們說『這裡沒他的事』。」在民主社會中，不參與公眾事務的人就「沒有價值」。孤僻的公民在希臘文稱為「idiotes」，英文「idiot」（白痴）一詞源出此字，這種人是生和*圖*書活在自己世界的傻子。閒暇時間較少的貧窮公民，或是住在偏遠村落的公民，則顯然無法像住在城裡的公民那般，每次都能出席城邦中的會議（全民議會一年召開四十次）。當然，有些公民會選擇減少參與比較複雜且費時的政治事務。儘管如此，在每個十年期間，都有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公民任職於五百人議會。眾多法院常有案子要審理，需要大型陪審團。雅典舉行的慶典，也比其他希臘城邦都來得多。全民議會的主要事項，可能是有機會被徵召參戰的公民所討論的戰事。每個公民可直接參與批准法規、訂定預算和政府政策，以及決定開戰。

古代民主政體的人民被賦予非常大的責任，同時也被嚴格要求要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人民在民主政體唯一的身分是公民，公民的生活則由他對城邦事務的參與和為此所受的品評所定義。公民生活的所有面向都和城邦政治脫不了關係，城邦就在公民生活的所有範疇之中。「政治」因此不是指政府活動的特定和專業領域，而是指參與城邦生活的事務。用希臘文說「我的私生活只屬於我自己，和政府無關」是毫無意義的。只要公民在公眾注視之下，尤其是在法院、議會、市集廣場和健身館，他整個生命和所有參與城邦事務的過程，都受人檢視。在法庭上針鋒相對的人，會毫無顧忌批評對方的性行為，或是譏諷對方親人的生活方式。有沒有上健身館的習慣，你的衣著、髮型、飲食、行走的姿態，都顯現出你是什麼樣的雅典人。民主政體讓所有公民都成為公眾人物。

參戰一事尤其重要。在整個西元前第五世紀期間，雅典人一直戰事不斷。波希戰爭歷經偉大的馬拉松、撒拉米斯和普拉提亞戰役，最後擊敗了來犯的波斯人。在接下來的三十年間，雅典征討各地，甚至遠及埃及，並且和斯巴達打了二十五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在這整個時期，雅典幾乎都沒有使用傭兵，而是採用公民組成的海軍和陸軍（但有時會為艦隊雇用外地槳手）。身為公民就是要為國家而戰，準備為國家犧牲性命。「為民主而戰」是每位公民的個人承諾。雅典既沒有勞工階級和職業軍人組成的常備軍隊，也非徵召心不甘情不願的年輕人出征。修昔底德筆下的培利克里斯就下了這樣的結論：「我們每個人都願意上戰場和為國捐軀。」

古代雅典和現代西方對民主概念有這樣的顯著差異，可以從許多種角度解釋——從現代的人口數到現代民主制度的發展史等等。現代社會不可能回歸雅典式的體制，但兩者的差異也是由於對「民主政體的人民」有了解上的重大歧異。「民主政體的人民」可指讓民主制度有意義的人，也可指民主制度所假定存在的人。在修昔底德對民主理想的著名描繪中，培利克里斯這麼宣稱：「我們雅典人，親自做自己的決定。」亞里斯多德將公民定義為「有權參與決策和統治」的人。這個定義有深遠的意涵。在雅典民主政體中，這個定義是指任何決定最好由集體定奪，個人的集合所做的決議不但具有法律約束力，而且也會是最好的決定。全民議會的成員全權決定外交政策和經濟事務，陪審團也有全權在法院裁決原告和被告的對立聲稱。

在民主政治的想像中，與言論自由權反其道而行的是主至上的國度，在這樣的世界，下屬被迫阿諛奉承，不得坦白直言，偏執想像則將人際交流扭曲成隱匿秘密和陰謀策畫。在尤瑞皮底斯的劇作《腓尼基女人》中，伊底帕斯的兒子波勒奈西指出，流放外鄉的人所承受的苦難是「缺乏言論自由」。他的母親立刻應和著說：「那是奴隸的象徵。」公民的表徵是言論自由，沒有言論自由，就無異於奴隸。希羅多德這麼解釋，「公開表達的平等權利」使得民主政體的士兵較專制政體的士兵勇敢，這就是希臘人得以擊敗波斯人，保有自由的原因。

雅典人對公民平等概念之極端重視，現代社會可能會覺得難以理解。到西元前第四世紀，除了總監委以外，用抽籤（隨機選取）的方式指派官員，已是所有重要職位的決定方式。隨機選取是最公平的程序，正是和*圖*書因為所有公民都一樣有才幹。在某些職務，他們會先準備一份適當候選人的精選名單（因此有了些限制：比方說，西元前四八六年之後，要選舉執政官時，落籍區會先推選出五百個候選人），五百人議會的議員則有年齡限制。首要的軍事和政治官職——總監委選舉，也顯示雅典人認為特定職務，例如領兵出戰，有必要審慎精選要賦予權威的人。儘管如此，雅典人以抽籤方式選取行政官人選，仍是會讓任何現代組織感到不可思議。

這種概念和現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生活顯然有天壤之別。儘管有「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這樣的普遍口號，英國也有效忠國王和國家的傳統，但忠於私生活神聖不可侵的現代理念，往往在政府權威和公民之間造成強烈的緊張關係。「英國人的家是他的城堡」這種說法就是一例。提摩西．麥克維為了抗議政府侵犯控制個人隱私權，犯下奧克拉荷馬聯邦辦公大樓爆炸案，則是將這個概念推到極端瘋狂的極致。這種對立也表現在公民不參與政府事務，甚至不參與投票。許多美國人不登記投票或不去投票，而英國地方選舉的投票率很低，表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鮮少獲得百分之五十以上選民的支持。集體政治行動大多是以壓力團體（比方公會、農民團體、學生團體）的形式表現，例外的情形是讓柏林圍牆倒塌那類的革命運動，示威者在街上喊著「我們是當家的人民」的口號。現代和古代民主制度兩相比較，顯然對何謂好公民的概念有截然不同的見解。

儘管有差異，現代和古代民主政體的好公民卻也展現了相同的基本原則，讓兩者顯得是同一件事。第一就是言論自由，這一點涉及兩個相關的概念，在希臘文中較英文清楚。一個是「parrhêsia」，意指「言論自由」或「直言不諱」，涵蓋開放坦白、交流的精神，以及沒有壓迫限制的意思。另一個是「isegoria」，意指「公開表達的平等權利」。每個公民都有在民主辯論空間發表意見的平等權利，都可在任何政治場合發表意見。全民議會總是用這句充滿象徵意義的話做開場：「誰要發言？」全民議會中沒有階級之分，理論上，任何公民都可提出建議（不論在實際上可能受到什麼樣的限制）。「公開表達的平等權利」是狹義的政治價值；「言論自由」則可廣泛涵蓋任何形式的社會交流。

制度性的組織給了政府一個架構，但讓制度能運作的準則和態度卻仍有待培養。雅典人需要學會把自己當成民主政體的公民來思考。生活在民主制度的實驗需要能產生和維持一種結合力，將不同的人和利益結合成一個社群。對現代公民而言，從雅典人的政治發現來看，讓人對「古代政治動機」和「現代民主政治驅力」的同與異，產生深刻見解。

薛西斯在撒拉米斯吃了敗仗後，返回波斯帝國的首都蘇薩城。伊斯奇勒斯在《波斯人》中描繪這趟難堪的返鄉行，這齣悲劇褒揚雅典的民主價值優於東方蠻族的價值，並且讚頌雅典的軍事勝利。在劇中，薛西斯的母親阿圖莎皇后以令人玩味的一番話迎接他的歸來：我兒若勝利凱旋，將是人人生畏的對象。倘若他吃了敗仗，也毋須為城邦負責任。要是他保住一命，可照舊統治這塊國土。

同理，城市賦予家庭和個人意義。人們只有以公民身份共同生活在城市中時，才能達到他們的最終完滿形式。亞里斯多德以這句名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動物」，總結了這個理念。他的意思是，人按本性最適合生活於城邦（polis），因而是「政治的」（political），在這位民主政體的傑出理論家看來，人若是少了政治生活，就無法獲得自我實現。

在慶典之前，五百人議會會從十個部落選出的公民人選中抽出名單。我們不曉得這些人需要具備什麼資格。這些名單會封藏在十個甕裡，然後放在全城最安全的地方——衛城的寶庫中。競賽開始後會將甕開封，然後執政官從十個甕裡分別隨機選出一個名條，這十人就是裁判。競賽結束後，每位裁判會在一塊板子上按喜好順序寫下劇作家或演員的名m.hetubook.com.com字。這些板子接著又放入一個甕裡，由執政官隨機選出五塊，決勝者就由此決定。在每個階段，我們都預期裁判及他們做決定時應具備相關的審慎判斷力、思想或藝術敏銳度，或是劇場經驗，雅典這套體制卻將之隨機化。培利克里斯的制度主張，每個雅典人都有很好的評斷力。

圖三十五的銅票是陪審員候選人參與法院候選程序時所持的HAYEANA票。這塊銅票上刻著一個男人的名字「萊賽尼俄斯」，和他的落籍區「優琵里」。四個符號可能代表他符合不同職位的資格，其中一項是陪審團員。這張票（長十一公分，寬兩公分）會放入一部隨機選取機器，這是一對各有十個橫縫口的柱體，然後加上複雜的黑和白球使用設計，會隨機選出幾張票。圖三十六的重繪圖，顯示的是民主投票的尖端科技，依據的理念是每位公民可以也應該擔任法院的裁決人。這部機器隨機選出哪些公民應該到哪個法院擔任陪審員。

然而，在當前的社會，國家認同或文化認同的議題占據了公民身分的討論。所謂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是什麼意思？於是，公民身份一被提出來做議題討論時，往往會引發「知識」的辯論，另一方面，則引發「效忠」的問題。要成為英國公民，你需要知道哪些事？你一定要會說英文嗎？你必須了解英國歷史嗎？你必須具備哪些社會或道德價值觀，否則就稱不上英國人？我們可以設計一份問卷來測試一個人是否具有英國公民特質嗎？如果你是具有外來文化背景的英國公民，是否會影響你的公民身份或「歸屬感」？一名資深的英國政客就曾提出「國際運動比賽時，你為哪一國的選手加油？」這個問題，而引人非議。而有美國公民在阿富汗為激進的伊斯蘭團體打仗時，讓這個困難問題更形尖銳。

雅典的直接民主制，講求的是人民參與，以及決策和行動之間要有直接關係。這和現今歐美的代議民主制的結構相差甚遠。即使在地方層級（可以說是落籍區），現代選民選出一個政府為他們做決定，大部分公民參與的公共事務就到此為止，決策過程往往沒有考慮到受影響最大的人。由於「政黨政治」的關係——古代民主政治完全沒有的元素——選戰往往打的是政黨政策戰，關注的都是全國性和國際性的議題。選民無法用一張選票表示自己支持政黨的某些政策但不贊同其他的政策。個別法條或法案鮮少經由公民投票決議，甚至幾乎沒有可供公共辯論的管道，人民缺乏表達意見的機會。我們也許可以說現代民主政治最害怕的事，莫過於全民參與的幽靈。

這段話清楚顯示，在雅典戲劇舞臺上的描繪，民主體制是如何看待薛西斯的敗戰。這齣戲要觀眾思考，一國之君何以「毋須為城邦負責任」，「負有責任」是民主制度第三個重要的原則。每個人和官員都必須為城邦——公民的集合——負責。意思就是每個人必須為自己投下的選票和行動負責。但最重要的是，握有權力的人必須對人民和為人民負起責任。享有無上權威的國王不需對任何人負責，雅典的任何官員在任期終了時，卻都必須提出「報告」，即政績紀錄，公開讓人檢視。在雅典民主政治論者看來，負有責任是控制權力的必要手段。

人民是怎麼被除權的？我們該怎麼看待這件事？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只能求助於民主政體的批評家。本章到目前為止，主要討論民主政體如何自我描述，及其必然掩飾了一些民主政治理論和實務上的矛盾和衝突。民主政治論者和大多數的政客一樣，很容易只看到自己的優點。不過，從民主政體一開始施行，就有批評者積極揭發這些問題。要解釋現代民主制度的形式，最好的方式是這樣看：現代民主政治很矛盾的，將以往反對人士對民主政治的強烈批評吸收為體制的做法。許多對現代西方政治的不滿，就是源自這個古怪的歷史雜揉。

因此，在法院、劇場、議會和健身館當觀眾，並非指當被動的觀者，而是要擔任判斷和評價的角色。政府每日給付一些津貼，讓貧困的公民也能履行公民的義務，這個理念是不要讓任何人因為經濟和*圖*書困頓而無法參與公共事務。雅典人如此看重做判斷一事，偉大的演說家狄摩西尼因此能以精湛流暢的羞辱之詞，挖苦對手伊斯金尼斯，句句都強調自己是個好公民而伊斯金尼斯是個差勁公民：「你主持宗教入會儀式，而我受啟蒙入會；你是書記，而我在全民議會發表演講；你是悲劇中的第三位演員，而我是觀眾。」在每個例子中，伊斯金尼斯都是個從屬角色——書記、宗教儀式的助手和演員，而非表現得像個真正的男人。在狄摩西尼看來，並非在舞臺上表演，而是在劇場中當觀眾才是扮演公民角色。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是民主政體第二個不可動搖的原則。法律必須是公開公布的。每個公民在法律之前，地位一律平等——享有公平審判的權利。受審人必須依照法律受法律裁決。這就是頌揚誅戮主者的雅典飲酒歌所誇耀的原則：殺了僭主的人因為「讓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落實到雅典」，所以是英雄。僭主之所以危險是因為他按自己的意願和奇想統治人民。

當現代政治分析家毫不猶豫地說「女性選票」偏向柯林頓，是因為受他的外型和魅力影響，這類的說法和以往禁止女性投票的厭惡女性論點其實相差不遠。儘管女性取得投票權，主張女性選民缺乏充分的政治負責力的蔑視之論，卻並未就此終止。

在希臘，斯巴達人以嚴峻的社會制度和嚴格遵守不變的法律而聞名。雅典人則比較善變，比較願意不斷探討「如果……會是什麼情況」來尋求最好的答案並訂定新法律，他們對此也有自覺。可是，希羅多德了解遵守法律是希臘人的特質和公民身分不可或缺的元素。這種效忠法律的態度，也正是蘇格拉底在獄中面臨死刑時拒絕脫逃的原因，他說：「法律是公民的雙親。」即使受到法律制裁，反對法律也是不對的事。希羅多德神來一筆，讓波斯國王對狄馬拉圖斯頌讚希臘人忠於法律的回答一笑置之，然後帶兵迎戰勇敢的斯巴達人，結果遭到重創。薛西斯的愚蠢一笑是這個蠻族國王缺乏了解，全盤否認法治精神的絕佳象徵。

雅典的全民議會投票決定興兵時，他們表決的，是讓自己和自己的兒子披掛上陣。因此，雅典人在西元前第五世紀，幾乎年年投票贊成參戰（沒有連續兩年休兵的紀錄），顯示這樣的信念無比強烈。戰爭是雅典公民面對的常態。這是公民參與公共事務，也是評判一個人是不是好公民的重要方式。柏拉圖強調蘇格拉底是高尚勇敢的軍人，就是在回應這樣的軍事理想。現代政治的熱門議題——徵兵、國民義務役、人民想不想要國家參戰——與雅典民主毫無關係。對雅典人而言，戰爭是所有公民共同參與的必要事務，公民也循此信念來投票決定是否參戰。

國家和文化認同的問題缺乏清晰的論點和公共辯論，彰顯了現代政治認識的一個斷層，而這個斷層線看來注定要成為西方民主國家中強烈不信任與緊張關係的長久根源。這也是現代社會與古代雅典公民身份概念的一大歧異。在古代雅典人看來，一個不會說這個城邦語言、不崇拜這個城邦的神祇，而且效忠其他城邦的女性，卻能自動成為有投票權的公民，若非瘋狂的笑料，就是可悲的幻想。現代西方的民主政體和古代希臘民主政府的形式，實在相差甚大。回顧歷史，不但讓我們看見兩者的表面差異，看到現代政府的規模擴大或科技進展所衍生的差異，也看見兩者對公民概念的根本差異。現代民主政府確實應該為廢除奴隸制度、朝普及選舉權發展，以及對不同文化的接受能力（即使當前對國家認同的辯論顯示在現今多元文化主義和全球主義的時代，歸屬的分類問題還需要更嚴肅的討論）感到自豪。這份驕傲來自一種對人類不同的觀念，古代政治沒有這種觀念，亞里斯多德就認為奴隸和婦女的固有天性，讓他們缺乏成為民主政治公民角色的能力，他的看法也造成絕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