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這是一個無情打擊，對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來說，更羞愧難當。尤其是把我的信公佈在女子學校的佈告欄裡。我完全被打敗了，當場把信揉成一團，塞在口袋裡，坐在一個牆角，很久很久都站不起來。我不僅後悔寫這封信，而且還非常的害怕公佈在女師牆上那封自己寫的信流落出校門，落到父親之手，或落在開封高中同學之手。同時我也非常痛恨這一位叫何玉倩的女生，竟用這種置人於死地的手段，而只不過為了炫耀她自己曾經被男生追過。

不管怎麼說，這第一次轟轟烈烈的戀愛就這麼灰頭土臉的結束。

五十年後，我重返家園，才得到這件公案的結局，郭立生後來終於在新鄉縣物色到一位沒有受過教育的天足女孩（她在她的故鄉幾乎嫁不出去），迎娶到家。現在，她早已去世，立生堂兄住在他嫁到獲加縣的女兒家裡，常往返獲加縣與輝縣之間，從他臉上似乎還可隱約的讀出青年時代這段奮鬥史。在這個古老的傳統社會，僅僅是使人明白纏足是不人道的，天足是美的，就這麼的不容易。因之，我從小就懷疑中國人對美和醜的監賞能力。

女性知識份子竟然少得如同沙漠裡邊的小百合花，家裡如果出現一個和*圖*書高級師範或高級中學的女學生，那簡直能轟動全縣。我一直到十八歲，從沒有見過一個高師或高中的女學生。其實，倒是真的見過一個，那是輝縣老宅鄰居張老太太的女兒張少璵。當我讀初中的時候，少璵已經讀省立開封藝術師範學校，我們這一群孩子都叫她五姐（她家有五個女兒），每次她從開封放假回來，那種城市女學生的打扮，真叫我們這群野孩子們暈頭轉向，天天圍繞著她轉，又不知道該說什麼。她比我們這群孩子其實也不過大三、四歲，我有時候做成人狀，彷彿大人的口氣，不叫她五姐，直接叫她的名字少璵，她也順口答應，我就高興得不得了，可是也僅止高興而已。那位都市小姐根本就沒有把鄉下小蘿蔔頭看在眼裡，有事的時候就差遣我們跑腿辦事，沒有事的時候，想跟她多說一句話，她都不理。其實，即使叫我說話，我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而現在，我到了開封，而且讀的是「世界第一名校」——高中（全世界人都應該知道它是開封高中），氣勢非凡，勇氣大增，自信心也大增。雖然那時候，高中學生還沒有聽說有誰在談戀愛，但是我自認為有頂尖的資格去交女朋和圖書友。那時候的戀愛，都發生在表親之間，一旦雙方面關係是表兄妹，那簡直是天造地設，鐵定的一對，非戀愛不可，這由一〇、二〇年代，民國初年暢銷的小說書上，描寫的都是表兄妹戀情，可以得到證明。在這種情況下，我束手無策。我已經不想成為籃球健將了，而急於成為進入開封高中後、才學習了幾天的網球健將，因為我在練習打網球時，能把網球打到牆外，我必須從門口飛奔出去，到馬路上揀球，常使那些路過牆下正在讀師範的女學生，嘰嘰喳喳的捂著嘴笑，這時候我就大為得意。

這件事終於悄悄消失，我也漸漸的恢復正常，但不會忘記這次打擊。使我一輩子堅持一項做人的原則：絕不利用朋友的真情善意，來達到自私的目的，因為我曾受其害。

過了好幾天難捱的日子，信終於寫出了，密密麻麻五張信紙，這是我平生第一封情書，可惜已不記得詳細的內容。但只是堅信這篇文章如果正式的寫在作文簿上，老師一定會批一個甲上。反正是，小心翼翼地貼上郵票，投入郵筒。從此，天天到學校信箱那裡觀望。為了避免同學對我的行動起疑，我就宣稱並不是來看信的，因之也不在乎有沒有和圖書信。這真是一段難熬的日子，上課幾乎全聽不進去（其實沒有這封信，也聽不進去），只好逃課去打網球，沒有對手的時候，就一個人面對著牆打。有一天，那一個偉大的日子終於到來，像當初看榜時候一樣，從一排信中忽然發現我的名字。我跳上去把它拿下來，不錯，是我的名字，而且字跡寫得那麼秀麗，信封又是開封女子師範學校。我的心幾乎跳出胸腔，我想：我的心臟病大概就是那個時候種下的！

「你年紀輕輕，不用功讀書，卻給女生寫信，我們已把它公佈到我們學校佈告欄裡。看你以後還敢不敢？」

不過，奇怪的是，信竟然沒有封口，只有一張信紙，上邊寫的大意是：

男性的知識份子已經如此稀少，女性的知識份子，更稀少得可憐。不要說識字的女性，就是從沒有纏過足、一直是天足的女性，在三〇年代仍是罕見的稀有動物。我有一位堂兄郭立生，省立汲縣師範學校畢業，曾經拿到祠堂五十銀圓的獎賞，被鄉人尊敬為最有前途、將來可到縣城跟縣長平起平坐的年輕紳士。他師範學校畢業的那天，媒人就不斷到他家說媒，把她們手中的姑娘美化得貌如天仙：柳葉眉啦，瓜子臉啦，面若銀盆啦，三m.hetubook.com.com寸金蓮端正正啦。只要「三寸金蓮端正正」一出口，堂兄就會像爆竹一樣的跳起來，把媒人趕走。以致畢業了兩三年，還沒有娶妻成親。父母心焦憤怒之餘，決定用強制手段，堂兄才被逼說出他的最低條件，第一，女方必須上過學堂，第二，女方必須是天足，從沒有纏過足。這在九〇年代絕不值一提的條件，在三〇年代卻是天大的難題。最後堂兄終於屈服，不識字沒有關係，但必須沒有纏過腳。即令屈服到這種地步，仍然無法達成願望。他父母央求了好幾個媒婆，到全縣各鄉去探聽消息，結果發現，全縣天足的女子倒是不少，可是都在十一、二歲以下（她們都是中華民國成立以後，父母冒著家族或鄰居的嘲笑，而拒絕給她們纏足的）。天足的適婚女子全縣裡幾乎找不到一個，這造成了堂兄家裡一個重大風波。他的父母怎麼也不瞭解，他們的兒子竟然不喜歡小腳，鬧得堂兄幾乎離家出走。

我除了上學被功課搞得苦不堪言、奄奄一息外，另外還有一項煩惱，就是找不到女朋友。那時候，政府正在嚴厲的禁止婦女纏足，一個小學或初中畢業的女學生，經常被縣政府聘為「放腳委員」，到鄉下各地去宣傳纏足的ｍ•hｅｔuｂoｏｋ.coｍ•ｃoｍ害處和天足的好處，還挨家視察，發現有五、六歲小女孩纏足的，就要求立刻停止。這是中國自從有政府以來，大概五千年吧，唯一的一項確確實實為人民謀福利的善政。而我們這個自稱為優秀民族的中國人的回報，卻是把那位放腳委員的女孩暴打一頓，在鄰居們叫好吆喝聲中，奪門而逃。這就是二十世紀初葉，中國鄉村中最精采的景觀。

有一天，我在揀球抬起頭來的時候，看到一個書包上的名字：何玉倩，那個書包的主人是一個什麼樣的女學生，是胖？是瘦？是高？是矮？統統不知道，而只知道她的名字。回到學校，就在腦筋裡構思，怎麼樣寫一封信給她。

在這種社會基礎上，識字的男人，也就是讀過書的知識份子，為數不多，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是文盲。設在輝縣沿村的郭家祠堂，在二〇年代曾經有過賞格：本族青年小學畢業的獎賞二十銀圓，中學畢業的獎賞五十銀圓，大學畢業的獎賞一百銀圓。那時候農村的僱工，一年工資才二十銀圓。一百銀圓能夠購買年輕人五年的勞力，這在鄉下是一個令人吃驚的數目。從此我就發誓要拿這項獎學金，來減輕日漸衰老的父親的負擔。可是終告失敗，因為我一輩子什麼學校都沒有畢過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