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很多人認為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是一個特務組織，其實，當然不是，它只不過是蔣經國培植私人勢力的迷你王國。總團部設有若干組，最初以數字為順序，以後取消數字，直接標出工作的內容，像青年活動組、青年服務組、文教組、婦女組……具有政黨組織的雛型，蔣經國是主任，胡軌是副主任，李煥是主任秘書，這是一個單調的團體，被外人稱為太子門下，但卻絕對不是特務，因為特務是一種專業，救國團不夠資格當特務，況且蔣經國另有特務系統，不需要救國團介入。我到救國團不久，就在包遵彭桌上，看到蔣經國致黨團高級幹部的一份簽名密函，大意說：

於是更加強黨化教育和組織訓練，最高統帥蔣中正先生的領袖地位更加鞏固。只有《自由中國》雜誌，呼籲希望國人從腐敗、獨裁、封建中覺悟。我到台北後，不久就跟《自由中國》的一些成員，包括社長雷震先生、編輯聶華苓女士、傅正先生，來往密切，我對《自由中國》的言論，從頭到尾，由衷認同。

「關於情報治安工作的法律問題，我曾經和戴笠同志談過，他說：革命就是法律，我們身負革命重任，不能處處遵守法律。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以此與大家共勉。」

團旗事件後不久，爆發了另外一個重大的「祝壽專號」事件。

可是，第二年，珞珈山「青幹班」同學包遵彭，出任蔣經國成立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文教組組長，邀我參加。樹林位於台北市之南，過去，我每天要徒步三十分鐘，由我住處走到萬華車站，搭車到樹林，下車還要走十幾分鐘才到學校，遇到雨天，沿途泥濘不堪，而救國團總團部就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卻是說不出口的，仍是我的證件出了問題，因為我始終沒有東北大學文憑，來台灣後，一直用同學們保證的「證件遺失」證明。在樹林中學，雖然通過了核薪這一關，但台北縣政府曾用公文催促我補繳正式畢業證書，並且告訴我，教育部現在已經開始頒發正式畢業證書，擔保證明不能再用。問題是，我當然不敢申請正式畢業文件，因為明知教育部有開除我的檔案，只要申請，就等於自投羅網。僅這一點，就夠我歡天喜地的轉向救國團。從此，大家把我歸類為蔣經國的人。

在救國團期間，我也有兩件hetubook.com.com一生中難得遇到的順心事。第一件是，我終於拿到東北大學畢業的合法證件。在這件事上，我深深感謝共產黨。我得到消息，載運教育部所有檔案的那艘軍艦，從南京開往台灣，一出長江口，就改變航道，向北行駛，投共去了。換句話說，教育部現在根本沒有開除我的檔案，而只有一九四六年一本畢業生的名冊，所有申請頒發畢業證書的同學，一律得到一份下列樣式的證件：

「有很多同志反對我接管情治機關，認為那是一種特務工作，不符合我的身份……」

但我已經感覺到，蔣經國對任何逆耳之言，都聽不進去。

張恨水的作品，採用中國傳統章回形式，這是最困難的一種形式。僅只是章回的題目，如果沒有相當程度的文學素養，根本就寫不出，而且對話密密相接，那才是真正的上臻功夫。

從《啼笑姻緣》、《金粉世家》、《大江東去》，直看到歌頌國軍常德保衛戰的《虎賁萬歲》，只要是張恨水寫的書，我有見必買，一直到有一天，買到署名也是張恨水作的小說，看了幾頁之後，忽然覺得完全不對勁——只知道不對勁，不知道哪裡不對勁，反正怎麼看都不對勁，翻查版權頁，才發現作者是「張恨冰」，冒牌矇混。從此，我就以張恨水的知音自居。

在高中入學考試前，為了準備功課，到開封圖書館讀書，偶然間從書架上發現一本張恨水寫的《啼笑姻緣》，立刻被其中的情節抓住，每天都看到下午閉館，被館員吆喝趕走。男主角樊家樹與女主角沈鳳喜、何麗娜的傳奇式戀愛，使我走到街上都一直惆悵若失，幾乎把新學會的平面幾何忘光。

《自由中國》是國民大會代表雷震先生創辦，受到胡適先生支持，它傳播民主自由思想，對社會弊端的直言不諱，在五〇年代，成為台灣社會唯一的一座燈塔。那是撤退到台灣後，喘息舐傷的時代，大陸上的慘敗，不但沒有使國民黨有任何醒悟，反而認為：

大意是這個樣子，原文已不記得。結果是祝壽場面越來越熱鬧，花樣也越來越令人歎為觀止。在台灣這個小島上，已聽不到任何追究大陸失守責任的聲音，而只有眾口一辭的讚美民族復興的救星，蔣中正自己也終於相信這一些都是真實的。

「那麼，」蔣經國問，「說說你們對和_圖_書這部片子的意見。」

我忽然警覺到，我看到了一份我不應該看的機密文件，急忙回到自己的坐位。

「經查東北大學一九四六年畢業生名冊中，確有某某某，特此證明。」

「為什麼？」

「這部片子是我們退到台灣以前拍的，與台灣毫無關聯。」

我當然不會把這些話轉告，不願因我傳話使雙方面的敵意更為增加，可是心裡同情《自由中國》。

對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而言，我所讀非主流的書，佔去的時間實在太多，假定能用其中三分之一的時間去讀算術，三分之一的時間去讀英文，而不去讀家長和教師們一提起來就青筋暴脹的非主流書籍，這一生一定過得平平順順，快快樂樂，會和現在大大的不同。

不過，真正對我寫作啟蒙、以後對我寫作有幫助的，卻是一部既平凡而又奇怪的書，那就是《作文描寫辭典》。自三〇年代大陸，直到七〇年代台灣，市面上不知道出過多少種版本，內容大致上分為人物篇：「少女」、「流浪漢」、「老人」、「病人」、「禿頭」，風景篇：「小溪」、「河流」、「斜陽」、「小徑」……；還有感情的描寫，像「失戀的少女」、「恐怖的古剎」、「火災」……等等，至少也有四、五百頁，編者從各位名作家的作品中，尋找有關段落，文後都註明摘自某作家某書。大陸是那麼樣的廣袤，書的種類又是那麼樣的繁多，而價錢又是那麼樣的貴，不要說是一個學生，就是中產之家也無法看遍所有文藝作品。可是，卻可以透過這本書，看到文壇全貌，尤其是摘錄下來的，都是精采片段，讀者很容易由驚訝而好奇，由好奇而購買他們的書。我就是從這樣的「類書」中，興起對文藝的興趣，和對作家的崇拜。像對丁玲，有一段描寫她挨家逐戶尋找她的丈夫胡也頻，使人真為她的處境哀傷（胡也頻那時候也不過二、三十歲左右吧，因為思想左傾而被國民黨特務逮捕，悄悄槍決）。其他作家，像章衣萍、沈從文，也都是靠《作文描寫辭典》引薦，進入他們的世界。

不久，總團部搬到峨嵋街，發生了《自由中國》事件。

不過，我確實教過《詩經》，不過只有兩個小時，是代同事上課。事後，我非常佩服自己的膽大，什麼都敢教，說不定那一天回到百泉初中教算術！

當時成功大學和_圖_書校長閻振興先生是我的前輩，看我是救國團高級職員——副組長的份上，要我去教「三民主義」，我沒聽清楚教什麼，就一口答應，聽清楚了後，雖然想不教三民主義都不可能了。在那個以工科為主的大學中，我總不能去教平面幾何吧！可是，我對外又不好意思說教三民主義，當有人問我教什麼時，我總是支支吾吾說教《詩經》。一位朋友曾因此預言說：

「聽說要為我祝壽，值此國難期間，實不可行，希望轉告各級單位，確切遵照。」

其次一件順心的事，就是我被聘到成功大學教書。我在瀋陽時，曾在遼東文法學院當過副教授，當時不覺得什麼，現在卻是一個有利的經歷，使我躍躍欲試，心想，能再到大學教書該多好！

這真是上帝創造世界以來最大的喜訊，可是我仍不敢親自去教育部申請，因為被開除的那件事，一度轟動天下，尤其高等教育司，我不敢面對那種尷尬而且足以壞事的場面。於是我用「信海」戰術，每月寫一封信到高等教育司，高等教育司那些官員雖然每個人都知道我這個學生是被開除學籍的，可是他們苦於沒有證據（證據在可愛的共產黨那裡，高等教育司總不能找兩個同學證明我被開除吧）！

到救國團後，《自由中國》對國民黨的抨擊更加激烈。有一次，發表了〈那是什麼東西〉一文，質問學校旗竿頂端的國旗下面，另外還有一面綠旗，它是什麼？蔣經國為此大為震怒，因為那正是救國團的團旗。在每個星期三上午，由蔣經國主持的團務會報上，他嚴厲的對與會的幹部說：

考上開封高中後，才開始接觸完全採取外國形式的新文藝。看過當時很多著名作家的作品，最喜歡的還是魯迅，特別是魯迅小說的沉重和積鬱，那種每一個字都像石磨一樣在心靈上轉動的壓力，把問題冷峻的刻畫出來，他的小說對我的影響，極為深遠。

第二天，場場爆滿的電影就突然下片。這是我第一次從高階層那裡得到啟示：越是有權柄的人，他的神經繃得越緊，盲點也越多。當時，我幾度想報告說：

到台灣後，對共產黨在大陸上的流血鬥爭和極端的不自由，以及台灣島上的南北漂泊，使我心中產生很強的寫作衝動，只是沒有機緣。青年歸主國際協會的事情發生後，我寫下平生第一篇散文，投寄到當時台灣和-圖-書最大的一份雜誌——《自由談》，而且被採用發表。題目已經忘記，不過影響倒是記得的。刊出後，當時聯勤總部財務署長吳嵩慶先生寫信給我，邀我到他家共餐，吳先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向我肯定一個基督徒有愛自己國家的權利。而我的很多朋友讀到這篇文章，才知道我身在台灣而且失業。百泉初中的老師、也是百泉鄉師範學校校長李振雲先生，教我去他擔任校長的台北縣立樹林中學當教員，我再一次想到安定，永遠安定。

連續寫了五個月的信，並揚言要向監察院和法院告狀，高等教育司才不得不發給我一張教育部證明的大學畢業證件。不過，等我有了這個證件之後，才發現沒有這個證件也行，因為忽然之間，我又收到國立政治大學發給的另一份畢業證書。講起來真是傳奇，因為蔣經國的當權，中央幹部學校畢業的學歷，也被政治大學接受，而「青幹班」又是中央幹校的第一期，就像拖油瓶似的拖到政治大學，成為他們的畢業生。

國民黨自從撤退到台灣，一提起共產黨就心膽俱裂。蔣經國接管情治系統後，有監於過去潛伏的共產地下黨的氾濫，更變得歇斯底里。那時候有一部蘇菲亞羅蘭和馬龍白蘭度合演的電影，最後，男主角拿破崙退到一個島上，蘇菲亞羅蘭給他送換洗的衣服，相當轟動。而在一次團務會報上，蔣經國嚴肅的詢問大家看過沒有，大家說看過。

「共產黨的成功，是我們國民黨太善良的緣故！」

「你們完全沒有深度，沒有政治警覺。」

一九五六年十月，全島各機關學校已經開始籌備慶祝領袖華誕，蔣中正忽然頒發一道命令，像古帝王「徵求直言詔」一樣，要各方面不要顧忌，儘量對政府提出批評。

在大家驚愕的眼神中，他繼續說：

蔣中正大概是世界上最喜歡慶祝生日的一位政治領袖，五十歲生日的時候，還在南京的國民政府就發動了獻機運動，所獻飛機排一個中文的「五十」二字，在天上飛翔，報上登出照片。到了台灣，每逢他生日那一天，都要舉辦一次祝壽活動，所有的媒體像從一個模子裡澆出來的：刊出「普天同慶」、「薄海歡騰」標題。最有趣的是，蔣中正一面欣賞部屬為自己祝壽，一面又下一個「手諭」，交給中央社送各媒體發表，手諭上說：

「這明明是諷刺我們，諷刺https://m.hetubook.com.com我們退到一個小島上，孤立無援。只剩下一個女人給我們送來破舊的衣服。」

「你們一定有朋友在《自由中國》，我命令你們告訴他們，他們這樣做是反動的，要自負後果。」

蔣經國就這一點加以解釋，然後，他說了一段重要的話，他說：

一個民主國家的元首，永遠不會下達這種要人民批評的命令，因為輿論每天都在批評。由這項命令，可看出蔣中正的心理狀態，和當時輿論窒息的程度。非常巧合的是，就在蔣中正先生要求人民批評的同時（或許稍後），大陸上另一位英明領袖毛澤東先生，也用同一手法，引蛇出洞。

百泉初中一年級的時候，才第一次接觸到中國文壇上的曠世名著——《紅樓夢》，但是對這本書的印象不佳。因為四大厚本已看完了兩本，還看不到打架，我立刻就認定那不是一部好書，把它扔得遠遠的。真正使我崇拜的第一位現代作家，卻是張恨水先生。

沒有一個人敢開口，因為不知道他的意思何在。這在官場上是一個重要的法則，當你不知道頂頭上司是什麼意思的話，千萬不要發言。當你被逼非發言不可的時候，那就要看你的聰明了。於是，逼到最後，大家只好講演技、景色、音效。蔣經國臉上逐漸露出厭煩，他說：

「你明明說謊，又沒有說謊的本領——一說謊就結結巴巴的人，沒有前途！」

我的野性，與其說是原始的，或浪漫的，毋寧說是傾向文藝的和文學的。我從少年時代，就被各式各樣的武俠小說迷住，還幾乎瀏覽了當時大部份傳統的社會小說，像《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甚至看不懂的《儒林外史》，和十分艱深、用文言文寫的《聊齋誌異》。

《自由中國》服從蔣中正的命令，出版了一本厚厚的「祝壽專號」，惹下大禍（不過，感謝上帝，比起冒犯毛澤東那種大禍，《自由中國》可以說是個幸運兒）。國民黨發動四面八方全方位圍剿，胡適建議蔣中正應該總攬大局，不必在每一件小事上分心，也就是提議分層負責、信任專家。國民黨抨擊胡適包藏禍心，目的在剝奪領袖的權柄，使領袖成為無權無能之輩。另一是《自由中國》主張推行民主政治，建立法律尊嚴，要求給人民一個明確的言論軌道，國民黨抨擊這是一種可怕的「思想走私」。

「老郭，你的前途，就到此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