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千萬不能對任何人講，」包遵彭說，「不但害了你，也害了我。如果你說是我告訴你的，我會當場否認。」

然而，我完全聽不進去，我把愛情置於第一位，把事業前途置於第二位，不在乎任何批評和阻礙，正是我的盲點。「青幹班」同學張忠渠感慨的說：

救國團的工作雖然使我有所收穫，但有時候也受到岐視。有一次，《自由中國》雷震先生邀請幾位朋友到他家後院喝下午茶，來賓中一位是台灣大學教授殷海光先生。殷海光是誰，我那時還不清楚，殷海光當然更不知道我，但他一聽到救國團幾個字，立刻露出不屑的面孔，態度傲慢。我總認為教授氣質應該有相當涵養，春風化人才對；直到很久以後，我才知道殷海光所以有那樣的態度，是他把我歸了「異類」的緣故。

被俘這項流言的誣陷，是我中年以後的巫蠱。我無法證明我沒有被俘過，而且，主要的是，沒有人要我證明，即令我可以提出證明，也不知道向誰提出。巫蠱是看不見摸不著，但卻是無所不在的病毒，被咬過的人，才知道它的厲害。假證件的事，那是自己真正的作偽，不是別人誣陷，賴上帝的保佑，終於過關；可是「被俘」突然現身，緊緊的抓住我，我不知道怎麼擺脫。

我重複一遍向包遵彭說過的話，李煥也用包遵彭同樣的話，囑咐我謹言慎行。

辱罵了足足一個小時後，他站起來呼喚說：

後來我才知道，「被俘」是一個嚴重的罪行，最高可以判無期徒刑。我陷在五里愁霧中，日夜忐忑不安。

包遵彭立刻緊張，用力握著我的手，說：

我目瞪口呆。

「拿得起，放得下，才是大丈夫。前途重要，怎麼可以這樣胡鬧！」

明華勸他坐下來，我則索性下逐客令，叫他自己走。傅正果然走出大門，走到對街，等候明華的答覆。明華過去勸他回家來坐，他當然不肯，把倪明華的手摔開，怒沖沖而去。

——後來，我離開救國團，尤其是入獄以後，所有該會的歷史文獻，對我都一字不提，手和_圖_書法乾淨俐落，態度嚴峻，就好像俄共之對付托洛斯基、中共之對付陳獨秀。即令是圖書上，遇到作者是我時，「郭衣洞」也會被刪去「郭」字，成為「衣洞」。

「你已經著迷了。」

另一個好處是，每年暑假救國團都舉辦暑期學生戰鬥訓練，在各式各樣的戰鬥訓練營中，特別成立一個戰鬥文藝營，這個營就交由青年寫作協會主辦，我自然是主角。文藝營普通分為四組：小說、詩歌、戲劇、文藝理論。

「怎麼有人說你在東北被俘過？」

「我要面見主任（蔣經國）解釋，這是從沒有的事。」

有一天，文教組長包遵彭先生把我叫到房間，鎖上房門，嚴肅的問說：

「是的。」

「明華，你現在跟我走！」

「調查就調查，」我說，「我根本沒有被俘過！」

不久，《自立晚報》總編輯李子弋先生邀我到報社工作，使我在飢餓邊緣，有一個飯碗。《自立晚報》在長安東路，每天來往臨江街之間。那時報社經濟十分拮据，幾個月發不出薪俸，所有的職員們又無他處可以投奔，只好在毫無收入的情況下，一天一天的苦撐。那時的公共汽車票價是一塊錢，很多次我因為沒有那一塊錢，而步行一個小時上班，再步行一個小時回家。生活是那麼樣的艱苦，但仍一直有信心，懷著盼望。

我並不後悔，但事實硬是使人不得不相信，有朋友甚至建議我寫信給蔣經國，承認錯誤，要求再被錄用。使我懊惱的是，他們怎麼會想出這種主意。

辭職後，又恢復了當年的孤獨，接著，深懷內疚的和永培分開，孑然一身在臨江街找了一間房子暫住，沒有薪資，沒有工作，身上只有一點點零用的錢。而明華卻如石沉大海，她被父母軟禁在家，不准上學，也不准出門，根本不知道我的去向，二人無法聯絡。感情在沸騰了以後，又歸平靜，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對這件事反應最強烈的是明華的父親——中興大學教授倪渭卿先生。他那時正在陽明山革命實ｈetuｂｏｏk•ｃoｍ.com踐研究院受訓，和成功大學校長閻振興先生同住一個寢室，他警告閻先生，成功大學如果再繼續聘我教書，他們夫婦將去鬧個天翻地覆，閻先生遂立刻把我解聘。倪先生又發電報給蔣經國，指控他的部下利用職權勾引他的女兒，要求嚴辦。蔣經國並沒有立刻下令把我撤職，而只是要副主任胡軌先生警告我說：

蔣經國叫李煥轉達他最後的一次警告。

「消息來源當然不能告訴你，反正有人檢舉。」

「天老爺，你千萬不能向主任作任何反應。懂嗎？我們是老同學、老朋友，我才這麼坦率的告訴你。本來只教我暗中調查，並沒要我通風報信。主任如果問你怎麼知道有人檢舉你，你怎麼回答？」

「那我應該怎麼辦？」

救國團上自蔣經國，下到每一位職員，都把《自由中國》視為寇仇。有人警告我，不要再和雷震他們來往，但我不能接受，因為內心裡喜歡並且尊敬雷震先生，從不覺得和《自由中國》來往，是一種背叛團體的行為。當救國團發動四面八方圍剿《自由中國》時，我沒有寫一個批評的字。不過我卻在《自由中國》寫過一篇短篇小說〈幸運的石頭〉，描述一個人一輩子靠運氣，而不是靠能力，步步爬上高位。

我不是胡鬧，而是認真，我仍繼續和明華來往，她父親的反應越發強硬。那時的報紙雖然對這件事沒有一個字的報導，但在整個救國團和它所屬的各縣市支部，已成為轟轟烈烈的話題。我平常本樹立了不少敵人，現在，更成為流言四射的箭靶，想不到的一些醜聞，和足以致我於死的跟共產黨有關的一些傳言，越來越嚴重。我完全孤立，沒有一個人和我說話，也有一些朋友前來勸解，站在事業和前途的立場上，指出我半生辛苦的成果，將為一個小女人而毀於一旦，不但不實際，也不聰明。

「我也不知道，一切謹慎就是，不要得罪人。」

李煥不說話，沉默了一會，說：

「我們是老同學、老朋友，東北撤退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https://m.hetubook.com.com？」

「發生了什麼事？」

「主任說：郭衣洞不是被俘過嗎？如果他再繼續惹事，我就叫調查局調查他這件事。」

多少年後，回想起來這一段對話，忽然驚出一身冷汗。那年我已四十歲了，雖然經過那麼多災難坎坷，可是，仍不知道「調查」的恐怖含意。直到十年之後我被逮捕，才發現一旦「調查」，即令以皇太子之尊，也會被「調查」出叛國的罪行。不過，雖然當時蔣經國已十分不耐，但他卻不為已甚，並沒有真要「調查」。而李煥先生，以他當時的影響力，如果不包容擔當我的荒唐的話，蔣經國可能會被激怒，採取行動。而發生在十年之後的被捕事件，將提前十年發生，那才是我最大的悲慘。

我在救國團有我的天地，除了上班時間以外，都在寫我的小說。長篇小說集《蝗蟲東南飛》，中篇小說集《莎羅冷》，短篇小說集《秘密》《怒航》《兇手》《掙扎》，都在五〇年代出版。也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有了小小的名聲，受到文壇重視。那個時代，因為出版的困難，出名反而比較容易。

最懷念的一件事是：「柏楊」這個筆名，就來自這趟橫貫公路之旅。全線當時除了一兩處坍方外，其他全部通車，只有最後的一個隧道，鷹架還沒有拿開，我們的車子到了隧道的東口停下，徒步從鷹架間穿過，走到隧道西口，再坐另一部接駁的專車西上。就在等候西口專車的時間，招待人員把我們引到隧道附近高地的原住民村落裡喝茶。這個村落原住民的馬來語發音叫「古柏楊」，我非常喜歡這三個字的發音，回到台北開始寫雜文時，最初本來想用「古柏楊」作筆名，但看起來好像是武俠小說的作者，就索性改用「柏楊」。至於那個地方現在名叫什麼？位置又在哪裡？若干年後，我重遊橫貫公路時，好像〈桃花源記〉裡的男主角劉子驥，已經無法尋覓。

「你被一個小女子耍了，這麼大的男人，就這麼輕易的斷送自己一生。」

一年以後，傅正因《自由和-圖-書中國》案被捕，囚禁台北縣土城的「生教所監獄」——生產教育所，倪明華還燉過好幾次紅燒肉給他送去。我鼓勵她這樣做，從買肉到僱車，都是我出馬。

這篇小說寫得並不好，但是卻被認為諷刺某些人物，就有人打小報告說：我在東北陷入解放軍之手時，曾被俘擄，而且被關到集中營受過訓。當時流傳著這麼一個故事說，蔣中正在總統府召見重要將領，張飛進見，警衛說，你是行伍出身，沒有學歷，不行。諸葛亮進見，警衛說，你有民主思想，不行。馬超進見，警衛說，你是地方軍閥，不行。關公進見，警衛說，你被俘過，不行。袁世凱進見，警衛不認識他，問他說：「你是誰？」袁世凱回答說：「我是袁大頭。」警衛驚喜說：「袁大頭？走後門！」

不久，台灣中部橫貫公路通車，公路局局長林則彬先生約我作一次通車前的訪問，為通車典禮寫一本小冊子。我和明華由台北飛到花蓮，由公路局總工程師胡美璜先生陪同，乘一輛吉普車，從太魯閣直到東勢。路面大部份還沒有鋪上柏油，車子過處，黃土漫天。我曾為此行寫下〈寶島長虹〉，並為沿途名勝取下了十二景，十二景在《中央日報》上刊載過，也常被人們引用。然而，我入獄之後，就沒有人（包括我自己）再提了。

「我沒有被俘過，也沒有受過訓。這消息是哪裡來的？」

忽然有一天，正在報館上班，倪明華在她的同學汪道霞陪伴下，悄悄的在面前出現，這像是一場夢境，而夢境也確實從這個時候開始。感激明華為我所作的犧牲，她履行她的承諾，我付出後半生的全部代價，包括難以挽救的跟城城、垣垣二兒的父子之情。

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國際上流行一種稱為「年會」的學術會議（不是年度性質的會，而是專題性質的會，像國際物理年會、國際地球年會）。救國團在一九五八年冬天，在風景明媚的日月潭，舉辦「中國青年文史年會」，其實就是一個以大專學生為主的冬令營。就在年會上，我認識了靜宜英語專科hetubook.com.com學校（後來改為靜宜大學）的學生倪明華，這是我一生中，又一次被切成兩段，一切歸零。愛情足以使年輕人著迷，但對中年以上的人來說，只不過一句虛話；尤其是男人，事業居於無可動搖的第一位，愛情不過逢場作戲。可是，對我不然，這一場愛情，使我跟永培仳離，和整個社會作對。

這種千鈞壓力，每隔一段時日，當我心情正要恢復平靜之際，總要重演一次，然後原樣結束。最無奈的是，我還被嚴厲的告誡，不准向任何人提起。

不久之後，主任秘書李煥先生也把我叫去，談一些公事後，輕描淡寫的問了一句：

我跳起來，大聲說：

「好吧！你辭職吧！」

「有人檢舉你在東北被共匪俘擄過，還在集中營受過訓。」

迷，是我的致命傷。

當總幹事還有好處，當時台灣不但對外封閉得像一個鐵桶，對內也很少旅遊，只有中國青年寫作協會會員不斷組團作環島訪問，這在當時是一個石破天驚的行動。而更石破天驚的是，還組團分別訪問金門和馬祖兩個軍事重地，每一次都由救國團出面向海軍總部申請一艘登陸艇，由海總在坦克艙搭起床鋪，這不是一個普通民間團體所可以辦得到的。

這時，朋友們開始譏笑說：

當時全國本來只有一個文藝團體——中國文藝協會，可是它一開始就被少數幾個人把持，不肯放手，於是引起了窩裡反，以馮放民、劉心皇、王臨泰三位先生為首的一群作家，宣告脫離，在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支持下，成立了「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真正領導人是救國團文教組組長包遵彭和副組長楊群奮，我則是負實際工作責任的總幹事。擔任總幹事最大的好處是，使我認識了五〇年代大多數作家。

明華父母最後接納了我們，不過，二老的接納，並不表示二老的學生也接納。前面提到的《自由中國》編輯傅正先生，是倪老先生在武漢大學任教時的學生，傅正這一輩子都不原諒我娶他的師妹。大概是結婚之後的第二個月，他衝到臨江街的家，我剛把茶奉上，他就開始辱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