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一九六八年七月七日，正是蘆溝橋抗戰八年的紀念日，我被戴上手銬，押上一部鐵欄杆警車。在步履艱難的走出押房大門的時候，李尊賢恰巧擦身而過，忽然停住腳，指著我說：

我啞口無言，幻想著她可能會講幾句安慰鼓勵的話，即令是假的也好，可是沒有，她眼中充滿了厭惡。我再無法開口，只聽錄音帶旋轉的聲音，所長再一次的提醒倪明華有什麼話儘管說，她沒有任何反應，連在旁邊監視的警衛們，也在那裡嘆息。最後，所長無可奈何的說：

一位好心的難友爬過來坐在我身邊，悄悄的問：

「我臨走時，寫好離婚協議書，親筆簽名，又親自蓋章，放在你那裡，拿出來就可以用。」

「二條一」唯一死刑，只要有下列兩個條件就可以構成：一是參加叛亂組織，二是有叛亂行為。隔壁押房裡台北市挑挽業公會理事長八、九歲的時候，曾參加過共黨的兒童團；五十年後，他告訴朋友說，共產黨在長江上建了一座大橋；前者是參加叛亂組織，後者是為匪宣傳，屬於叛亂行為，結果被判處死刑。

班長的話使我心中一涼，百思不得其解，軍法官根據什麼判罪？不過，不久，我就明白了，特務有特務的行為模式。我被帶到法庭，審判長聶開國起立宣佈：

一位難友把一本《六法全書》塞給我，我查到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款，那是唯一死刑，唯一死刑就是說：

「我要活下去，好記下我的遭遇！」

「我不能幹。」

長期羈押下來，漸漸的，和明華見面時，幾乎已經無話可談。「唯一死刑」這個條款，明華已在律師那裡完全瞭解它的意義——這不是一個短時間之內就可解決的挫折，而是一個要長期耐心承受的災難。明華是個受人侍奉的小婦人，她面對的是她完全不瞭解，而又充滿恐怖的壓力，她完全慌亂，真難為她支持了七、八個月之久。後來，接見的時間由一週一次，減到每兩週一次，再減到每一個月一次，更變成兩三個月一次。我每次接見，都有心理準備，認為一定會發生，卻一直沒發生的事，終於發生了。最後一次接見，隔著玻璃窗，明華毫無表情的在電話的那一端說：

有一天，那個可以自由出入押房的御用難友，忽然進來告訴我說：

時代到底不同，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坐牢時，不但沒有律師hｔｔｐs://ｗwｗ•hetｕｂoｏk.cｏm.ｃｏm，也沒有起訴書和判決書。現在不但有起訴書，還准許被告請律師查卷。我請的律師，在查卷以後告訴我說，請求法庭調查，法庭確實都調查了，而且有了答案：

然而，沒有人開口，明華那種充滿了厭煩和不耐的表情，帶一種萬箭俱發的殺傷力。我連正眼都不敢看她，她已不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她，也不是最後一次看到的她，我眼前坐著的是另外一個心腸鐵鑄的女人。經過四、五分鐘之久的無聲無息，我只好首先開口說：

聲音還沒有落地，明華倏的站起來就走，沒有跟任何人打一聲招呼，經過我面前也沒有多看一眼。我急忙尾隨著她，幾乎是同時衝出房門，她好像逃避瘟疫似的，走得飛快，我緊靠著她身旁，希望聽她說出一句話，假定這時候她能夠告訴我：

我不知道怎麼答覆，晚上睡覺的時候，還拿著這封信，不停的呻|吟，終於鎮定下來，提筆回信說：

我臉色跟其他難友同樣蒼白，霎時間，童年往事，湧到眼前，繼母的咒罵：「叫炮頭」，如今果真無情的應驗在我身上！我雖然想不通自己何以如此下場，但是，這時候終於明白：蔣經國要殺我。

「死不認錯！」他在後面生氣說。

「檢調是一體的，法律在他們手上，」一位難友說，「我們束手無策。」

這一次開庭，只不過在法律上做一個紀錄，所以問一句話即行結束。想不到，大概因為腸胃放空了的關係，神志反而特別清醒，對死亡反而沒有什麼感覺。家破也好，人亡也好，大學畢業也好，大學不畢業也好，一切都成了過去，現在就是靜靜的躺在那裡，並不等待什麼發生，而只什麼都不等待。

「事情已經如此，我完全靠你了。」

從此，我吃不下任何食物。我再一次想到：死才是最好的解脫。當絕食到第十天的時候，軍法處開庭，兩個法警把我扶到庭上，方培然只問了一句話：

一天早上，門縫裡塞進來起訴書。

「你放心，我還會繼續營救你！」

「離婚手續已辦妥，法院已登記，請問：你的東西，我怎麼處理？」

我很想回頭唾他一臉，當然，我沒有這麼做。上車後，發現孫建章也在裡面，我們相對苦笑，押解我們的兩個特務，在旁警告說：

「是不是向你提出離婚？」

我透https://www.hetubook.com.com過鐵欄杆窗子，瀏覽沿途街景，想到分別四個月的妻子倪明華，每當警車遇到紅燈停住時，我都幻想，會不會發生一種巧合：明華開著車子也因紅燈而停下來，兩車並肩，我們可能對一個照面，不能想像兩人怎麼反應？向她微微一笑？或者擂窗大吼：「冤啊！」那將給她多大的負擔！我惆悵的重睹睽違四個月的台北和平東路、羅斯福路，直到景美，進入台灣警備司令部軍法處，在一個法庭前下車，軍事檢察官郭政熙下令收押，我和孫建章被分別帶到兩個押房。和十年前青島東路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大不相同，警備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全是新建築，而且廁所是蹲式的抽水馬桶，不過奇特的是：距地面約一公尺，也就是約到腰部的地方，有一塊橫置的木板，囚犯如果直著身子，根本走不進去，只能爬著進去，無論大小便，都無法蹲下，只能趴在那裡，像狗一樣的拉屎撒尿。不知道當初的設計人，為什麼會生出這種邪惡主意？天正盛暑，沒有自來水，抽水馬桶只不過是一個糞坑。押房有十個榻榻米那麼大，擠滿了赤身露體、只穿短褲的難友。當大家知道我是柏楊的時候，發出一陣驚呼，有人說：

「你太太來接見你，」而且告訴我其中原因，「你太想不開，所長特別請你太太來勸勸你。你不要以為我是他們的走狗，活著，你才能報仇！」

「法官不可能判我刑！」

「我難道真的傷他那麼重？」

「我不想。」

「建章，對不起你！」

那位班長聽出我的話充滿自信，忍不住笑說：

「全是編出來的。」

另外一位難友遞來一杯開水，我爬著去接，右膝蓋發出一種強烈的劇痛，我呻|吟著，坐在地上不能動彈，右膝紅腫，我發現已成殘廢。這時難友們各自回到舖位上，我用手撫摸著右膝，心中淒涼。不知道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才發作，不然我會在送到軍法處的時候，要求軍事檢察官驗傷。但是難友們告訴一些類似的故事：一個人在調查局被拷打得遍身流血，送到台大醫院醫治，那人的女兒（真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兒）千方百計探聽出爸爸的下落，並設法把病歷表影印一份，當面呈堂。軍法官和檢察官都啞口無語，逼問她這些資料的來源，要判她洩露國家機密的重罪。最後雖然沒有讓她ｈｔｔｐs://wｗｗ•hetuｂoｏｋ.com.com坐牢，但法官對她父親被拷打，卻做了明確的解釋說：

「你真是小說家，」他說，「你這篇小說的稿酬太高了，恐怕要付出生命。」

就這樣，結束十年婚姻。我想起一句話：「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接見完畢後，我站起來，渾身像煮在滾水鍋裡，踉蹌回到押房，心裡一片茫然。我告訴自己：現在什麼都沒有了，過去四十年，只是一場漫長的夢。難友們怕我跌倒，扶著我坐下，我自己爬到舖位上，身體靠著牆，有人問：

我不甘心的自問：

「全國只有你一個人敢講真話，還以為政府給你特別任務，做榜樣給外國人看。」

「開庭的時候，千萬不要提及你受過刑求，那反而激起他們的報復，也不要說犯的罪都是你編的，軍法官會認為你狡獪無賴。唯一的辦法是假裝信任軍法官公正清明，只請求調查瀋陽淪陷後，共產黨有沒有設立民主建設學院，有沒有中國民主同盟；北京淪陷後，旃壇寺有沒有共產黨訓練機構；上海那時候的復旦大學校長是不是許逢熙。法庭只要就這四點澄清的話，你就有活命的機會，千萬不要指責他們的革命同志。」

我最初認為我會被槍決，繼而又認為會被判無罪，腦筋簡單得和白癡沒有分別。宣判完結，我被押回囚房，當難友知道只判十二年時，都為我死裡逃生，向我道賀。

「我知道你很能幹，你……」

「不准講話！」

直到這時候為止，我還弄不清犯了什麼罪，和犯了什麼法條，所以難友向我查問案情的時候，無法回答。就在火燒似的押房裡，開始難以形容的煎熬。

有一天，那位御用難友特別把我扶到另外一個房間去洗熱水澡，我身上已經沒有肌肉，瘦枯的骨骼，被失去水分的焦黃皮膚包住。我向自己嘆息，這正是一個叛亂犯的下場，我竟這樣倒斃在監獄裡，回想二十年前萬里逃亡，並不後悔，反而有一種終於安靜下來的感覺。

難友們看到我起訴書上「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款」時，臉色蒼白，不說一句話。我急著問：

「檢驗單固可證明他在調查局受過毆打，卻不能證明被調查員毆打，可能人犯互毆，亦可能自行撞傷，所提證據，不足採信。」

「你放心吧！我還從來沒有聽說過叛亂犯被判無罪的，如果沒有犯罪證據就不判刑的話，軍法官靠什麼和*圖*書吃？」

更因為他女兒居心險惡，企圖誣蔑政府，陷治安人員於罪，對她父親判得更重。

「你們有什麼話儘管談談，不要糟蹋自己。郭太太，有話儘管告訴你先生。」

「我第一眼就看出你是匪諜，現在有什麼話說？」

「太太接見了嗎？」

「郭衣洞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八年。孫建章被判感化三年。」

「我的罪可能判幾年？」

一連串的正面消息使我轉憂為喜，我向一位看守班長報告這種情形，半自|慰半徵詢的說：

監獄生涯就是艱辛，在那燠熱擁擠的押房裡，囚犯們的生命被片片撕碎。看守所接見日是星期三，最初，明華每星期三都來探望，攜帶一點小菜，有時候也帶佳佳來。看到佳佳，我的心都滴血。我要求明華以後不要再帶她來，一看到孩子，父女俱傷。

我走出法庭的時候，驀然間看到明華拉著佳佳的小手站在路邊，向我凝視，佳佳眼睛瞪得那麼大。差不多半年不見了，孩子似乎長高了不少，相距只有五、六步，做爸爸的卻不能上去擁抱自己的女兒。

「太太來接見，而沒有帶東西，一定是分手！」

「我們的對象是柏楊，不是你孫建章。你不過是陪綁罷了，死不承認，將來會把你一起捲進去。」

「我在台灣無親無友，無依無靠，在此授權給你，把你認為屬於我的東西，全部拋棄到大街之上，隨人揀取，立此為據。」

「本庭就著手調查，叫你死而無怨。」

——自從羅馬法頒佈以來，再野蠻國家的法律都有一個基本原則：「不溯及既往」。也就是今年公佈的法律，效力不能追溯到去年，可是，蔣家班大法官為了使特務的殺戮合法化，第六十五次會議上作成決議，認定法律可以溯及既往，即令在這項條例頒佈前五十年加入過共產黨，也等於現在加入。

看守所官員對我似乎十分注意，他們把押房裡其他囚犯全部調走，另外派一個官方的御用難友，進來睡在我身邊，名義上是照顧我，實際上是暗中監視，防我自殺，他不斷用香噴噴的飲食引誘勸勉我進餐。

「我們的離婚手續，應該要辦一辦了！」

「你為什麼不吃飯？」

「除非不判罪，一旦判罪，就是槍決。」

大家提出的具體意見是：

「起訴書上的事情是真的嗎？」

就在所長辦公室，倪明華冷若冰霜的坐在那裡，我則坐在茶几的另一邊，茶几上放著一個和*圖*書舊式的旋轉盤錄音機，用來錄下囚犯和家屬的談話。所長在一旁說：

事實上，他們對孫建章也確實特別優待，只判感化三年。所謂感化，就是不送入軍人監獄，而送入台北縣土城鄉一個名叫「生產教育所」的集中營式監獄，實施思想教育，名義上感化若干年，實際上是看特務的高興或不高興，可以無限期延長。倪明華的師兄傅正先生，就延長了兩個三年，甚至當中還有一段時間被囚禁火燒島。孫建章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他三年期滿出獄，雖然家破，幸好沒有人亡。我出獄之後，跟張香華——那時，我們剛認識不久，在台北衡陽街和他驀然相遇，我拉住他，向他致歉說：

我點點頭。

孫建章由我的證人變成我的共同被告，在審訊途中，劉展華一再向他警告說：

我木然的望著他，一直走過去。

「誰又對得起你？」他說。

「你不要靠我，我管不了。」

這時絕食已二十一天，我恢復進餐。

「既然沒有話說，那你請回去吧！」

我又點點頭。

大概一個月後，正式開庭，審判長是上校聶開國，主任審判官是少校方培然。我站在台下，請求庭上就上述四點施予調查。庭上的軍法官似乎還沒有遇到過這種方式，一時不知所措，猶疑了一會功夫，方培然悻悻的說：

奇異的是，這封信使我的心情豁然開朗，覺得自己的絕食行為有點好笑，當初有一百個、一千個理由絕食，這時也有一百個、一千個理由，覺得荒謬，其中一個最最主要的不成理由的理由是：

這世界該多麼不同啊！然而，什麼話都沒有，走廊上唯一聽得到的，就是警衛們快步跟著我們走的聲音。下了樓梯，明華直奔大門而去，兩個警衛抓住我發抖的肩膀，把我押回囚房。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從此之後，天各一方。不過，後來倒是接到她一封信，一個月後，明華一封簡單的信從門縫塞進來，信上說：

這句話簡單樸實，使我無限內疚，終生銘感。

第一、瀋陽淪陷後，根本沒有什麼民主建設學院。第二、共產黨從不在他的訓練機關裡，為友黨吸收成員，所以我不可能參加中國民主同盟，即令我參加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同盟當時尚是國民黨的友黨，也不違法。第三、共產黨並沒有在北京旃壇寺設立任何訓練機構。第四、許逢熙自抗戰勝利後從沒有到過上海，也從沒有在復旦大學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