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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燒島，這個使人毛骨悚然的名字，位於台灣東南海域。世界許多國家好像都有一個毛病，恐怖時期的政府，總是在它的領海上找一個孤島，囚禁重要人犯，法國就有一個魔鬼島，南非也有一個羅本島。日本佔領台灣時，就把火燒島當作囚禁反日份子的天然監獄，台灣回歸祖國以後，國民政府把火燒島改名為綠島，但它的任務並沒有改，五〇、六〇年代，島上的政治犯有萬名之多，那時候的火燒島，只有稀疏的不到十個村落。政治犯被送到島上後，自己動手先築起圍牆，然後，再在中間築起鐵絲網，掛起「新生訓練總隊」招牌，男政治犯和女政治犯被鐵絲網遙遙隔開，他們各自搭蓋自己的草屋宿舍。就在那四周全是驚濤駭浪的孤島上，一到夏夜，魚腥撲鼻，但每當有月光的夜晚，一抹朦朧，有濃厚淒愴的浪漫情調。據說曾經有男女政治犯遙遙相望，不能對話。一位出身音樂教師的政治犯和一位音樂系女學生的政治犯，隔著鐵絲網，一有機會，就站在那裡癡癡凝望，後來教師為她寫下曲譜，藉著歌聲，向她唱出淒愴的心情，這首歌曲曾經流行全島，那就是有名的〈綠島小夜曲〉：

另外一位綽號叫「兄弟」的林震廷先生，他是一個沉冤海底的人物，現在已經很少人記得劉自然案件了。韓戰發生後，美軍根據〈中美協防條約〉，進駐台灣，使國民黨政權死裡逃生，獲得強大的支持力量，台灣人民本應該感謝美軍的，然而，任何國家的士兵都有壞胚。一九五七年，住在陽明山的美國軍事顧問團軍士雷諾，把當地居民劉自然兩槍擊斃，宣稱劉自然偷看他太太洗澡，甚至在他開了一槍把劉自然擊中倒地後，劉自然仍爬起來，手拿木棒，企圖進屋行兇。這個離奇的故事，激起民族情緒的反彈，爆發反美運動。在大家還沒有弄清事情真相以前，就包圍美國駐華大使館，毆打美國官員和踐踏美國國旗。第二天，國民政府開始逮捕群眾，一一判罪，刑期最高的只有六個月，而且宣佈全案就這幾個人被捕。當時著名的專欄作家鳳兮還特別寫文章讚揚政府明智，我也深信在這件涉外案中，政府絕不至於說謊。想不到，被囚火燒島後，卻發現了「兄弟」。他被逮時是《聯合報》的記者，特務們在包圍美國駐華大使館人群的照片中，查出了他，判他無期徒刑。任何媒體都沒有透露片紙隻字，在他整個的服刑期間，一直擔任外役，上自監獄長，下至政戰幹事的升等考試、陞官考試、年終考試，以及讀訓心得（讀蔣中正的訓詞），都請「兄弟」代hetubook.com.com為執筆，而且全部奏效，他們也會買一點衛生紙或牙膏作為回報。很多忠貞官員竟然是政治犯一手造就的，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施明德先生，最初被囚禁在第六區——重犯區的政治犯之一，他的身體一直不好，有時被送到病房，有時又被送還押房。原配妻子陳麗珠女士是一位傳奇的女性，父親經商，施明德當時在炮兵學校讀書，因主張台灣獨立而被捕，並被判刑。他的妻子曾用巨額金錢，把他保釋在外，還生了一個女兒。本來這件案子可以不了了之，但施明德的堅強性格，使他無法放棄他的理念，於是，重新被捕。就在六區押房，一天晚上，他腹痛如絞，大聲號叫，第二天一早，就被送到台東八〇四野戰醫院，診察出是急性胃出血，稍遲即行穿孔，於是立即開刀。這次救施明德一命的，是當時的監獄長鄭顯亞，鄭顯亞派車把施明德送到飛機場，強行拉下兩位乘客，當時大家對軍人還有點畏懼，沒有人敢表示異議。施明德開刀後，身懷重傷，特務人員卻把他一隻手銬在病床上。陳麗珠去看他，發信到各機關各媒體請願，聲稱她要到總統府前面自焚，以致八〇四醫院的醫師們都深深感動，對施明德說：

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的囚房，是一個二層樓建築的小型五角形大廈，共分為十個區，每區有十個、八個押房不等。就在這裡，我度過整整五年。

「你的行為我們不能苟同，但你妻子對你這番十年如一日的營救，有情有義，世間少有。」

李荊蓀整整坐滿十五年，不差一天。出獄後，《中國時報》約他執筆寫短評，就在寫字檯上，突然心肌梗塞，溘然去世。出殯的時候，一批難友齊集善導寺靈堂，向司儀要求一個公祭的時間，治喪委員會總幹事一口拒絕，不知道從那裡來的衝動，我在弔客群中一跳而起，大喝一聲：

我應聲答應，那班長從口袋裡掏出一封我入獄前回給讀者們的賀年卡，他說：

這段話引起在座年輕朋友們欽敬的眼光，只香華大為驚愕，因為她從我這裡聽到的是，難友們往往各有各的政治信仰，壁壘分明，甚至互不交談，互相敵視。而有的所謂政治犯，更根本和政治無關。一位難友原關在流氓職訓隊，受不了那裡的折磨，聽說政治犯監獄比較自由，就喊了一句「共產黨萬歲」，被判五年徒刑，送到火燒島政治監獄後，吃飯時都怒目插腰，立刻成為一霸。這一切跟陳映真所講的完全兩碼子事，但陳映真講時，卻是那樣的誠懇溫馨，彷彿一篇動和圖書人的革命小說。九〇年代，陳映真一批朋友代表設於台北的「中國統一聯盟」前往大陸訪問，北京曾隆重的把他們招待到國家元首級貴賓行館的釣魚台，受到最高禮遇。

另一位政治犯徐瑛先生，從任何角度來看，他都是模里西斯共和國的公民。在他曾祖父那一代，移民非洲東南、印度洋中的模里西斯島。當模里西斯是英國屬地的時候，徐瑛是英國公民；後來模里西斯獨立，徐瑛是模里西斯公民，出任模里西斯《華文中央日報》總編輯。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建立，他這個英國公民留學北京，就讀北京大學。一九六七年，他代表報社前往東京購買新型印刷機，因為不知道中國人內鬥的殘酷性，竟然路過台灣。當時恰巧世界各國其他華文報紙負責人正雲集台灣，於是大家一齊受到蔣中正召見，十分嘉勉他們對自由祖國的貢獻。就在第二天，當蔣中正握手的餘溫仍在徐瑛掌中的時候，他的雙手已被警備司令部的鐵銬鎖住，隨後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徐瑛在十五年牢獄之中，沒有一分錢接濟，連買衛生紙錢都沒有，更不要說牙膏牙刷。中國有句話說：「烈婦易，貞婦難。」刑場上高呼萬歲容易，監獄裡十五年不屈難。徐瑛是我所看到的政治犯中最沉穩的一位，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都面不改色，甚至連放封的時候，腳下一步都不錯亂。國民政府要求徐瑛放棄英籍護照，徐瑛拒絕，天下沒有一個人願意選擇一個坐牢易如反掌的國家。可是，坐牢期滿後，面對十五年不准通信、遠在萬里之外的故鄉，他發現他和中國籍的其他政治犯遭遇一樣，早已家破人亡，妻子和孩子們對於失蹤十五年之久的丈夫和父親突然出現，無法接受，以致徐瑛有家難歸，有國難投。就在這時候，他認識台灣寶島女子陳玉嚥，結為夫婦，他終於主動的改換護照，一直到我寫回憶錄的時候，他們仍快快樂樂的過著新生的日子。

不准吸煙，對不吸煙的人沒有絲毫影響，但對有煙癮的人來說，簡直是一個嚴重打擊。十五年後，蔣家班威權政治崩盤，所有監獄才解除了這個無聊的禁令，並沒有聽說哪一個囚犯利用打火機或火柴自殺或殺人縱火。官員們所以禁止囚犯吸煙，只是展示他威權的一種手段，目的是國民黨青年守則外加的第十三條：「整人為快樂之本。」事實上，綠島感訓監獄從開始那一天，一直到結束，政治犯沒有一天斷過香煙。

「判十五年，就坐十五年！」

我入獄前一直保持每天四包煙的習慣，郭英當然無法供應，可是，一下子竟然有香煙的來源，使我在監獄裡的地位大為和_圖_書提高。

政治犯監獄，是出懦夫的地方，也是出勇士的地方；是出呆子的地方，也是出智者的地方；是出瘋人的地方，也是出英雄的地方；是出廢鐵的地方，也是出金鋼的地方。一個人的內在品質和基本教養，坐牢的時候，會毫無遮攔的呈現出來。

「我們坐牢的朋友，一個個都有高水準政治素養，相親相愛，互相扶持，沮喪時，大家唱歌鼓舞士氣，都是親密的夥伴。」

「那位是柏楊先生？」

有人開始啜泣，荊蓀夫人終於哭出聲音，那是靈堂的第一聲哭聲，荊蓀的女兒也下跪致謝。那時仍是白色恐怖時代，蔣家班的威權仍在顛峰，「暴政必亡」一向是罩到共產黨頭上的專用鐵帽，我公開回敬國民黨。當我們離開靈堂的時候，靈堂寂靜得像一個墳墓。

「荊蓀大哥，你這個國民黨的忠貞份子，竟被國民黨迫害得家破人亡，好容易撥雲霧見青天，想不到又死於心臟病發。當我們希望你能領導我們反抗暴政的時候，你捨我們而去，但我們相信國民黨反動的暴政必然滅亡，你在九泉之下會看得見的，我們也會看得見的。」

當我們這群政治犯在火燒島上岸的時候，火燒島已不再那麼荒涼，車隊穿過山間小徑，向監獄進發，連綿不斷的丘陵上，滿佈著全副武裝崗哨。最後，我們在一個全新建築「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門前停下，然後分批被驅入押房。

盧修一先生，這位法國巴黎大學博士，那時候正在台北東吳大學當政治系主任，他如果依附國民黨的話，可以預測到他的前程既平坦而又光明。可是，他卻於我出獄後不久被捕，特別優待，只判感化三年。有一次，我去土城「生教所」集中營監獄，盧修一在背後突然大叫我的名字。這一聲大叫，使我開始認知台灣獨立運動，並不只是少數失意政客的發洩，而是一種理念。盧修一後來當選立法委員，他的妻子陳郁秀是師範大學的音樂教授。

在大家愕然中，徐瑛、盧修一等十幾個人擠到前面，我高聲朗誦出臨時想到的祭文：

「火燒島的難友，到前面來！」

陳映真先生，政治犯中少數的小說家之一，他以《將軍族》一書聞名文壇，軍法處判他有期徒刑十二年。這十二年對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年輕人來說，不但不足以使他氣餒，反而促使他更為獻身。陳映真是中國共產黨最熱烈的崇拜者，既激|情而又浪漫。一九七八年，台北《www.hetubook.com.com讀書人雜誌》社長陳銘磻先生設宴招待陳映真夫婦和我們夫婦，想聽一下政治犯監獄生活情形。陳映真首先發言，他說：

第二天，押房門忽然打開，一個水電班長，大踏腳步走進來，用他的手扳頭敲了兩下廁所龍頭，等開門的戒護班長離開後，他轉頭過來，低低問一聲：

在那個白色恐怖的時代，作者是誰，贈與的對象又是誰，自不敢露面，也都無法查考。不過每當這首歌聲響起的時候，就使人想起那個不平凡的故事，和台灣經歷過的悲情命運。

另外一黃，是位人道主義者，宜蘭縣羅東鎮的黃英武先生，台灣大學畢業後，在羅東中學任教，對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各種不可原諒的罪惡深為痛恨，自然而然的傾向社會主義。終於一件可怕的事發生在他身上，那時候，蔣中正署名的《蘇俄在中國》一書，正被各級學校奉為經典，大家對蔣中正一開始就洞燭共產黨的奸詐，無不歎服有加。可是，有一天，黃英武在台北牯嶺街舊書攤上閒逛，發現一本一九二七年蔣中正著的小冊子，宣揚國民黨的三大政策之一——聯俄容共，對蘇共和中共讚揚得無以復加。這使黃英武大為震驚，於是買了回來，在學校公開傳閱，全校師生也大為震驚。結果可想而知，黃英武被捕，判刑十二年。他是一個非常堅強而有理念的高級知識份子，從不動搖，也不悲觀，獄中曾寫了數十封以上的家書，教導他的侄弟輩如何立身持家。他出獄後，跟沈月桃女士結婚，經營油漆生意，不改誠懇敦厚的書生氣質，使他的經營備感艱難。

「不管你們過去受到什麼優待，本監獄絕對不許囚犯吸煙。」

在難友中，有兩位黃姓好友，一黃是黃恆正先生，他有極度嚴重的神經衰弱症，翻動紙張的聲音，都使他驚醒和徹夜不能入眠。他和我被囚在一個押房，相鄰而臥。黃恆正藏有反動書籍，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他思想纖細，我慣於枕上看書，否則就睡不著覺，但是翻書的聲音，卻使他難以合眼，他要求我不要看書，我接受了，於是他為我做了項龐大工程作為回報，就是用了一年半的時間，把我寫的《中國人史綱》原稿重抄到練習簿上，以備將來出獄時，正本被查抄撕碎，囚室裡還留有一份。黃恆正獲得自由後，不久結婚，大家為他得來不易的幸福日子，充滿祝賀，卻發現他得了癌症，住進馬偕醫院，我曾去看他，他已骨瘦如柴，逝世後，他的妻子黃照美女士，被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王榮文聘作職員，同事都稱https://www.hetubook.com.com她「黃姐」，在那個白色恐怖時代，這義舉有相當危險性。

然而，人生的變數太多，今天的盟誓，不能保證明天履行。一九七五年，政府特赦全國囚犯，施明德和他最要好的朋友也是最親密的戰友莊寬裕先生，一同由無期徒刑減為十五年有期徒刑，因為莊寬裕先施明德被捕，所以，莊寬裕也先施明德釋放，生死不渝的情誼，使施明德向他託妻付女，於是事情急轉直下，即令想像力再豐富的小說家，也寫不出稍後使人不能想像的情節，施太太竟然拋棄了已經為他付出十四年的犧牲，再等半年就要被她營救出來的丈夫，而愛上了丈夫最要好的朋友。等到施明德出獄，所預期的妻子奔向丈夫相擁而泣，幼|女抱著父母大腿也痛哭失聲的感人場面，沒有發生，迎接施明德的卻是令人錯愕的消息，這是一個嚴峻的考驗，脆弱的人真可能剎那間神經錯亂。幸而，施明德十分堅強，他不久和充滿政治理想而敢於行動的美籍愛爾蘭裔的愛玲達結婚。

「我是你的讀者，名叫郭英，我這裡先給你一包煙，吸完以後，就報告看守說：『抽水馬桶壞了。』我就會帶煙來。」

在牢房裡結識的朋友有幾十個之多，最傳奇的就是台北《大華晚報》董事長兼中國廣播公司副總經理李荊蓀先生。當我鋃鐺入獄的時候，李荊蓀主張立刻開除正在中廣公司當職員的倪明華，一年後，李荊蓀也鋃鐺入獄。他當初劃清界線的行動，反而被指為「偽裝忠貞，以便使自己擠入領導中心的伎倆」，他的案子是件一手遮天、明目張膽的冤獄。當時，周至柔和蔣經國激烈的爭奪行政院長高位，李荊蓀是周至柔的智囊之一，迅速發展出一種不可抵擋的形勢。蔣經國最後只好釜底抽薪，使用雷震模式，先教一個人自認是共產黨，然後再一口咬定李荊蓀是他的同志，就萬事妥當。雷震被控以知情不報，判處徒刑十年，李荊蓀則以加入叛亂組織，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蔣經國不久躍上行政院長寶座，周至柔從此噤若寒蟬，抑鬱以終。李荊蓀是一位智慧型高級知識份子，在牢房中受所有政治犯的尊敬，我們不久就成為最契合的夥伴。十年後，李荊蓀被送到台北土城「生教所」集中營監獄，度過殘餘的刑期時，蔣經國準備對他特赦，條件是要他寫一封悔過書，他微笑的拒絕。他說：

我們被帶入押房時，監獄官下令政治犯交出身上所有的香煙。在外役工作區的人，無論圖書室、洗衣工廠，或縫紉工廠，都准許吸煙，後來在登陸艇上，透過憲兵充滿了同情的手，大家身上多少都有幾支香煙。這時候，監獄長宣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