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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人？」

感謝上蒼，我沒有高血壓，否則不堪設想——我站在車子門邊，盼著、盼著、來了很像，但不是老師，也許就是老師，追過去，站在他面前，兩人互望了一眼，是有點像，但絕不是老師。沒有淚了，只有失望，對方一定說我神經病，管它呢！徘徊、等待、心焦、失望，身上的細胞真不知道要報銷多少億個。好心的站長走過來問：

他狐疑的說：

「你是不是寫過申訴信給主任？」

「好吧！好吧！就穿這身衣服吧！」

「那當然，請你放心，何況，你們對我確實很好。」

當時指揮部有一個圖書館，管理圖書館的也是一位軟禁犯，他是當年名震一時的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將軍的左右手。孫立人是美國維琴尼亞軍校的畢業生，曾任印度戰區中國遠征軍指揮官，能力和戰功聞名國際，但是，他的競爭對手是皇太子。中國官場上鬥爭，最可怕的秘密武器，就是「誣以謀反」，蔣經國祭出這項武器，孫立人立刻瓦解，被軟禁在自己家裡，他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有特務寸步不離的「保護」。所有與他有關係的軍官，都被清除（你即令誓死信仰三民主義、服從最高領袖也沒有用），而他的左右手郭廷亮當時官階上校，是一員戰將，國軍正準備一旦接到聯合國的命令，即行參加韓戰，郭廷亮擔任最艱鉅的突擊團團長，準備全團戰死在韓國的灘頭陣地。就在聯合國決定拒絕台北出軍的當天晚上，郭廷亮被警備司令部逮捕，把他裝到特製的囚籠裡，拷打審訊，最後被判無期徒刑。蔣中正逝世時，他已坐牢二十八年，可是他並沒有被釋放，反而先我兩個月送到綠島指揮部。就命他管理圖書，單獨有一個住宿的小房。我真是有點懊惱，如果早出獄三個月，說不定可以佔上那個館長的「肥缺」，也有個小房。

「那主任怎麼知道你在這裡？你認識他？」

「我知道你們是同學，向他報告說，柏楊也被關在這裡，他們一面點頭，一面笑笑說：『柏楊，噯呀！名人！名人！』一步也沒有停留，登機而去。」

「柏楊是我的老同學，拜託大家多照顧他。」

「是的，我跟主任是高中同學。」

我在軟禁期間，全神貫注坐牢，沒有任何事分心，監獄所寫的歷史書稿，於出獄時全被送往警備司令部審查，每天只不過陪指揮官王道洪下下圍棋。我們圍棋的功力相差無幾，全島地位最高的巨官和全島地位最卑微的囚犯，成為棋友。

「你去幹什麼？我們的任務到此為止https://www.hetubook.com.com，也該回家吃飯了。」

「更要向上。」

這真是一個有趣的人生浮世繪，在患難中，可以看到人的形形色|色。

「組長，你想一想，我是一個軟禁犯，一進門就說：跟你們總司令部政戰主任是朋友，你不認為我三八嗎？」

「我又要從赤貧開始！」

「國防部？」

「吃晚飯去吧！」祖光說，他二位向高雄夜市走去，我陪著兒子在旅館裡，仰望夜色的穹蒼，那疏落的閃爍的繁星，顯得無比的蒼涼與虛弱。

我的棋藝起初似乎略佔上風，有時真想下下政治棋輸他兩盤，可是，這話說來容易，真正當你棋下得稍高一著時，想求輸都難。王道洪是一位鍥而不捨的挑戰者，他端詳棋盤會長達二、三十分之久，當我離開綠島時，棋藝已開始落後，招架不住。

失去自由九年又二十六天，柏楊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蒼老和狼狽，相反的，他染了頭髮，穿一件深色的夾克，雖然略顯清瘦，反而比我九年前在景美軍法處看守所探望他時，年輕清朗得多。他和我們每個人緊緊的握手，堅定而有力，而且馬上談笑風生。儘管在眉宇之間，似乎仍隱隱的流露出一份緊張和一股怨怒之氣，但也正因為如此，整個人顯得目光炯炯，虎虎有生氣。那天的晚餐是在祖光家吃的，餐桌上菜餚豐美，友情洋溢，觥籌交錯間，我看到他的表情開始慢慢的鬆弛，當我們談到觀漢時，他禁不住流淚，在淚光中，他的眼神已變得十分的柔和。

「主任召見你，快換像樣一點的衣服！」

「我還有沒有希望出去？」

軟禁，使即令一生中所受的打擊像大雨傾盆的我，也承受不住。所有希望都被無情的摧毀，連申訴的機會都沒有。一連幾晚，我都無法安枕，哀傷、憤怒，心悸不止，最焦急的是，我無法告知麗真詳情。後來，麗真在《柏楊．美國．醬缸》書中，有一文描述出她當時的遭遇，抄在下面：

他生氣的責備：

指揮部保防官准許我寫信給麗真，可是卻不准許提到任何軟禁字樣，只可告訴她，我現在擔任教官，生活十分快樂。迄今為止，我仍不知道蔣經國為什麼恨我到這種地步？先是要我伏屍刑場，在我成了漏網之魚後，又要使我葬身孤島。我在營區內雖然可以自由走動，也可以站在高崗上遙望巴士海峽，但是，我沒有朋友，所有官兵都把軟禁犯當作一個麻瘋病患，不敢接近。我雖然走出有期徒刑，卻又一腳踩空，栽入無期徒刑。這時候我全部希望，是能看到佳佳一面。我知道，見城城、垣垣、麗真，是不可能的。指揮官已經批准我的申請，可是，最大的困難，是在寫給佳佳的信上，無法告訴她爸爸在哪裡，和到什麼地方才可以找到爸爸，因為凡是軍事單位對外通信，只有一個和_圖_書郵箱號碼。所以我不能說我在綠島指揮部，也不能告訴佳佳到綠島指揮部，如果違反，那就又犯了洩露軍機的重罪，可能加判無期徒刑或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你來的時候為什麼不早說？」

「柏楊自己願意留在綠島指揮部當教官，如果不信，我們有他親筆寫的申請工作的報告。」

「半夜十二點了，由台東開來的最後一班車早已到了，今天晚上再沒有台東來的車子，小姐，你臉色不好，送你回去吧！」

「謝謝，不用了。」

當晚，住在台東一家旅館，晚飯以後，我試探著問：

然後拿出一份警備司令部的公文，上面寫著：

白色恐怖結束後，郭廷亮也被解除軟禁，那時孫立人將軍仍在人世，謀反的真相大白，可是，對郭廷亮而言，他無處投奔，只好繼續留在火燒島，養梅花鹿為生，一面為自己的清白，控告分辯。一天從台北回綠島，在中壢，車還沒有停妥，被人從車子上推下來，栽倒月台，一代戰將，死於暗下的毒手，留下無限詭異。

從知道這個消息到柏楊回到台北，大約有半個月的時間，這真是人世上最長的半個月，我和麗真，麗真和祖光，幾乎每天都要通好幾次電話，互相的打聽：「有沒有進一步的消息？」「這次一定會回來吧！」「到底哪一天啟程呢？」「該不會又有什麼變化吧？」觀漢也沉不住氣，不斷的從美國打越洋電話來，問來問去，講來講去，都是同樣的問題。人的心理就是這麼奇怪，九年都等了，這最後幾天卻等不了，到了三月底，我們幾乎又要動搖。

三月八日，我們一家趕到台中公園赴約，這是平凡生活中的一個小小的高潮。下午五時，我們落落寡歡的搭上北上的快車。三月九日，收到老師出獄前夕（三月六日）寄給我的一首詩。

就是這封電報，使我成為時間最短和最幸運的軟禁犯。於是我立刻去理髮染髮，然後全心盼望警備司令部派的專人駕到。可是，隔了一星期之久，仍不見動靜。一個一生中不斷接到壞消息的人，有權利懷疑任何好消息，我懷疑事情發生變化。幸好，終於有一天，警備司令部保安處上校組長蕭桃庵先生抵達指揮部。當我隨著他登上火燒島前往台東的班機時，回想來時情景，對葬送在這個孤島上六年餘的生命年華，只換得一聲長長嘆息，寫下〈我離綠島〉一詩：

「柏楊先生，你來這裡幾個月，我們並沒有虧待你，主任如果問你什麼，你可要憑良心回話。」

第二天，我們乘班機從台東飛往台北。在松山機場下機時，除了一個警備司令部的軍官以外，見到羅祖光、梁上元，以及陳麗真，真正的恍如隔世。抄一段梁上元〈柏楊和我〉一文中描述這場重逢：

走在路上，他忽然警覺起來，問我說：

那一天是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距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共被囚禁九年零二十六天。其中，有判決書的硬牢八年，沒有判決書的軟禁一年零二十六天，人生，有幾個九年零二十六天？

結束這場軟禁的，是美國眾議院議長伍爾夫先生，他來台北訪問，質問政府官員：柏楊哪裡去了？政府官員回答說：

「當然可以，」蕭桃庵爽朗說，「從現在開始，你已經自由了，想到哪裡，就到哪裡。」

「那麼……」

一個稍有智商的人無法瞭解特務份子怎麼會編出這麼幼稚的童話，伍爾夫表示他要親自去綠島當面問個清楚，官員們這時才開始驚慌，蔣經國的態度也立刻轉變。於是，有一天，我正在圖書館，汪迺效走進來，把我拉到院子裡，說：

三月十日，收到老師還是從綠島寄來的限時信：「麗真：我已經準備好，以為就可以回來了，長官卻把我找了去，告訴我仍要留在綠島，繼續囚禁，看樣子我們此生見不到面了，請原諒，使你們四位辛苦的白跑了一趟，心緒空前傷感震盪，不多寫。」喔，事情已經大白，老師雖然終於出獄，但卻永不會回來了。

「我怎麼知道？」

四月一日下午六點十分，我們終於在台北松山機場等到了柏楊——警備司令部一位蕭上校去接他，陪他回來。

腳上像綁上了千斤重擔似的提不起來。

「柏楊一員，本部另委工作，即日派員前往陪伴返台。希轉知。」

這是一項雪中送炭的友情。兩個月後，另一架直升機隆重降落，軍號照樣響起，原來是更大之官，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先生、副主任蕭政之先生，連袂前來視察。根據韓守湜的經驗，我心裡想，他們可能也會相見。可是，飛機走了，汪迺效驚奇的說：

佳佳走後，我已沒有第二個希望，假設這時候突然死去，也了無遺憾。幾個月後的一天，忽然全營警戒，一架直升機在草坪中心降落，軍號齊鳴，一位高級將領走下來，官員們低聲傳告，警備司令部政戰部主任韓守湜將軍前來視察，指揮部人員除非有特殊任務，不可以離開各人所在的房間。大概一個半小時後，一位組長跑步進來，呼喊我的名字，一面說：

一九七七年的三月，我們又得到柏楊即將獲釋回台北的消息，經過了上次的波折，儘管柏楊自己也來信說，這次「絕對是真的」，我們都半信半疑，不敢高興得太早。「還是等真正接到他之後再通知觀漢吧！」中午的時候，我這樣對麗真說。但是熬了一個下午，在吃晚飯之前，我終於忍不住撥了個長途電話到美國去。

「不要談了，我只能向你保證，你在指揮部期間，我們對你絕對優待。不過，我建議你，每個月寫一份讀訓心得，實際上這對你沒有一點幫助，但是，一旦有人幫助你的話，可供給他一個很好的台階。」

只有一個被長期監禁的囚犯，才能體會我那時的心情，沒有喜悅，也沒有歡愉，只有一份恍惚的哀傷。在暮色逐漸沉重中，沿著山城街道，信步徘徊。我真的是想買一雙鞋，可是走到鞋店門口，卻忽然有點膽怯，不敢進去，在櫥窗外面看了很久，再踏著自己狹長的身影，摸索著回到旅館，洗了一個熱水澡，躺在雪白被單的床上，心裡想：

他謹慎的說：

「這裡的每一封信，都經過保防官檢查，我如果寫這封信，他會讓我發出去嗎？」

「很重要。」

當時，羅祖光邀請大家到他家晚餐，一個警備司令部派來接機的小軍官拔腿也要上車，蕭桃庵喝止他：

八年的囚犯，又哪裡來像樣一點的衣服？八年前隨身穿來的西裝，早已寄給陳麗真了，組長只好嘆氣說：

這一場分離八年的父女會，我有一首長詩記事：

「我想買一雙鞋子，是不是可以到街上走走？」

「是的。」

「你應該往上面想。」

其實，我和韓守湜自從離開學校，一直沒有見過面，假定他沒有道義擔當，絕不敢承認跟一個政治犯有這種關係。所以，一見面，我除了向他致謝外，就直接了當的問：

三月一日，小昱氣喘，住進了鐵路醫院。三月二日，一栗（麗真夫婿）被警總請去談話，每次被傳訊都是膽戰心驚，但每次都因為信心，因為問心無愧，因為一份友愛之心，而博得傳訊官員的諒解和同情，他們並且善意的勸一栗不要到綠島接了，風高浪急，交通又不便，孩子身體也不好……我們接受了他們的好意。三月三日，我給老師一封限時信，告訴他我們四個人——祖光、一栗、小昱同我，決定三月七日從下午二時起便在高雄火車站正對面的一家大飯店等他。三月四日又寄了一封限時信，怕萬一三日的信遺失了連絡不上。三月五日，小昱出院，六日這天，像螞蟻在熱ｈｔｔps://wｗw.ｈeｔubｏoｋ•coｍ.ｃｏｍ鍋上似的。三月七日，我們一家三口（祖光早一天先到高雄了），乘上了台北八時南下的觀光號特別快車，可憐小昱還在輕微的氣喘！祖光同一栗計算了半天，認為老師最快也要在下午五時之後才能到達高雄，我們就把那份吊在半空中的心放在五時之後。我實在急不過了，就請他二位在旅館裡陪伴躺在床上的昱兒，我獨自跑到公路局東站去等，想想這麼多年不見，老師駝背了？發白了？蒼老不堪了？心裡把老師想成最不忍卒睹的慘狀，眼睛不敢轉動的盯著從台東開來的每一班公路車。六點、七點都失望的過去了，老師還不出現。「一定是老師愛美本色，先去理髮、染髮了。」一面安慰自己，一面又要耐下性子來等。「糟了，說不定坐在剛才到的停在前面的那班車上了！」心裡想著，就往飯店狂奔——三副沮喪的臉孔默默的相對著，我又回到公路局車站。八點、九點……每一班車的旅客都被我毫不放鬆的盯得牢牢的。十點，又到了一班車，在一陣蠕動的人潮中，我似乎看到了老師的影子。

「等人？」

在指揮部的午宴上，韓守湜讓我坐在他的右邊，然後站起來向指揮官以下全體官員說：

從這些話中，聽出訊息，那就是，我的入獄和軟禁，已引起國際關懷，感覺到我要更好好的活下去。對政治犯而言，坐牢是和暴君生命的一種比賽，看誰活得更久，看誰活得更健康。於是我拿出所有的財富，買了些奶粉、維他命之類，決心參加這個比賽。

再一次天無絕人之路，我在軟禁期間的頂頭上司，感訓組長汪迺效先生同情我的遭遇，日後我們成為好友，他正巧到台北度假，才把地址及約好的時間，帶給羅祖光，這時，祖光是《自立晚報》副社長，比較有空閒，祖光答應帶佳佳前來綠島。

「我不知道，如果你是被管訓的流氓，我今天就可以帶你走。」

「一個叫國際特赦組織的，從各國寫了很多的信給我們政府，想用壓力使你釋放。那一點用也沒有，靠寫信能救得了人嗎？」

「警備司令部難道還管不到我的案子？什麼機關管到我的案子？」

漫長的軟禁期間，來自各方面的援助和拯救，也一天比一天激烈，問題是，我並不知道。所知道的是，我已經被世界拋棄了，而這正是暴君的盼望。就在這時候，美國總統卡特先生推動人權外交，我是一粒沙子，但人權外交的浪潮卻捲起這粒沙子，把我從黑暗的深海捲上來，投擲到陽光下的海灘上。八年前被捕的時候，孫觀漢先生曾在美國發動大規模的請願行動，國務院回答說，這是中國的內政。可是，在人權外交的呼聲下，國務院立即訓令當時駐華大使安克志，調查我的下落。而國際特赦組織，這個我從沒聽說過的國際性專門營救政治犯的人道團體，也發動世界性的援救攻勢，信函雪片似的飛到台灣。沒有一個機關會採取反應，但它卻使感訓組長汪迺效留下深刻印象，問題是，他不能直接告訴我這回事。於是有一天，在有很多人的場面下，汪迺效對我說：

「主任為什麼召見你？」

他對剛才的態度有點懊惱，臉上立刻堆下笑容：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