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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國際上流行一則小幽默，說是一旦生擒活捉希特勒，應該如何處理？各國意見不同，英國人主張把他交付法庭審判，給他充份的辯論機會。美國人主張把他裝在籠子裡到處展覽，出賣門票。中國人則叫他找兩家殷實鋪保，隨傳隨到。這則幽默反映了各國的文化特質，對英國人的守法精神和美國人的商業掛帥，雖然我那時年紀還輕，仍能體會，可是對中國人把希特勒交保候傳這種事，卻完全不能理解，覺得國際上怎麼會對中國有這種觀察？我到了台灣，雖然年齡漸增，但是不理解的程度如故。一直等到入獄之後，才發現「交保候傳」行為，在中國政治制度中，竟真的佔有一個重要地位。它有一種意想不到的傷害力，是暴政中的隱形殺手。以政治犯做為例證，當他漫長的刑期屆滿以前，他必須找兩個保人，保證他永遠脫離叛亂組織，終身信奉三民主義。保證人還要承諾政治犯每月到住家所在的派出所報告行蹤：「如有違背，願受最嚴厲的制裁。」這種表面上看起來十分簡單的保證書，實際上十分複雜。

「如果你無路可走，來投奔的話，也可以收留。」

「你亂比喻什麼！」

除上述三部書外，我還有一本《柏楊詩抄》。詩抄並不是整本帶出來，那樣的內容，根本走不出政治監獄大門。我早就料到它的命運，因而分別抄在《辭海》和《領袖訓詞》之類書中字裡行間，使它和正文相混，果然如願帶到獄外。可是，最後一刻卻不能忍耐，竟交給三重市一家打字行打字，想先印出幾份，送給朋友分享。想不到打字行撥來電話，告訴說警察已搜走所有原稿，現在正向老闆問供，要我快去自首。

「總司令對這些著作十分重視，成立一個專案小組分別審查。」

過了幾天，倪明華派一輛車子，送來她認為屬於我的財產，幾件香港衫，和一百多冊剪報剪貼簿（後來，我才知道，我的若干重要文件和物品，落到另外一人之手）。在這種情況下，有些朋友自然想到使我和齊永培破鏡重圓。有一天，一個過去的老鄰居帶來了一句永培的話：

我在中心到差後不久，信義路派出所的一位警員，就到中心正式翻閱檔案，揭穿我的坐牢身份，然後趾高氣揚的離去。我第二天就到派出所，對那個警員說：

「沒有。」

「你為我們坐牢，太辛苦了！」

「我是不是可以不接受？由我自行尋找工作。」

「算了！算了！過去的都過去了。」

我回到台北的第二天，渴望與和-圖-書倪明華聯繫。我完全知道她的情形，既已離婚，便是路人，我只是打算瞭解一下，我入獄之後，還是夫妻的時候，家裡發生過什麼事。

我們越吵越烈，最後，我說：

接著想辦的一件事，就是想聯絡佳佳、城城，和垣垣。然而，我自己造成的家庭破碎，雖然在以後的有生之年，一直想盡辦法彌補，但仍然失敗。尤其是佳佳，這個我把所有的兒女之愛都堆到一人之身的小女兒，使我受到最大的創傷。我突然被釋放，回到台北，使佳佳難以適應。我常看到父女水火不相容的故事，簡直無法相信那是真的，一直等到發生在自己身上，才感覺到萬般無奈。我在牢房裡，一度還想到出獄後，要帶佳佳看一場電影，現在才發現，我是那麼樣的不切實際，五十八歲的人，還在那裡做夢。帶著孩子看電影和孩子們圍繞膝前那種天倫之樂，已一去不返。人世真如滄海桑田，美景從來不會重現。

祖光家兩個小時的餐桌上，從大家口中，我已大略瞭解十年來身在牢房裡的時候，外面所發生的事，話題幾乎全部集中孫觀漢先生海外營救行動的細節。他在香港出版了一部厚達六百多頁的《柏楊和他的冤獄》一書，上面刊載我的起訴書、答辯書和判決書，以及從世界各地寫給孫先生援救我的信件。每一個小故事，都使我飲泣。和觀漢熱腸對比的，也有更多的世態炎涼和落井下石的故事，每一件也都使我震驚。然而，「人不炎涼不世情」，一個充滿了勢利眼的社會，固然使人心寒，但一個完全沒有勢利眼的社會，也會平淡枯燥。歷史上沒有奸邪，那能顯出忠貞？沒有勢利眼，又怎麼顯現出道義美德？在人生道路上，每一次挫折，都是一次友情篩檢，經過風浪而仍保持友情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世界上從沒有發生過，當一個人受到挫折時，朋友陣容能夠原封不動。「一貧一富，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是千古定律，所以我立刻全部消化。

我魂失魄散的趕到三重，台北縣警察局安全室主任正一臉殺氣的詢問稿件來源。我正好趕上，替老闆解圍。當時人贓俱獲的態勢，可能把我帶回板橋偵訊扣押，正在千鈞一髮，蕭桃庵先生電話打來，那是我臨來時求救的結果。這使得警察局在問完口供後，沒有對我和店東採取任何行動。

「請放心，郭大哥既然把這麼重要的事交付給我，是他信得過我，我只有感激你，怎麼會出賣你？」

「不接受沒有關和-圖-書係，絕對不勉強，即令接受，隨時也可以辭職。」

我仍驚疑不定，無法分辨是不是一個老式圈套。隔天，中心主任馮志翔先生親自到汽車間訪我，他的風範和誠懇，使我相信這次確實和上次不一樣，就姑且接受。想不到這一姑且，就姑且了十九年。馮志翔是一位熱情的長者，這是我的幸運，在重回紅塵的初期，就遇到正直和溫暖，絕大多數政治犯都沒有這種幸運。

「我不爭財產，也不打官司。你可以和男朋友一塊來，我只是想知道，有誰幫助過我……」

于大姐叫她弟弟于宗舜把我拉住，忍不住失笑說：

「我寧願再次坐牢，也要你證明給我看！」

這份保證書雖然沒有能夠使我出獄（因為我立刻就被軟禁），但麗真和于大姐所承擔的卻是千斤重擔。

我把我的意見告訴于大姐，她想了一陣，承認「也有道理」，但她補充說：

「你不算了又怎麼辦？」

這是我出獄後最得意的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則使我感動，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兩年間，是政治犯社會地位最高的時代，每當我去土城探望徐瑛，回程途中，計程車司機看我從「生產教育所」出來，往往問我姓名，當知道我是柏楊時，總是拒收車錢，並加上一句：

「我知道。」

我立刻有一種被侮辱的感覺，她表達的正是傳統文化中，我最不能接受的一種思想。于大姐當然不會侮辱我，她只是想減少我的痛苦，但這兩句話卻說明了中國人沉淪醬缸，既不敢分辨是非，也不敢據理力爭。傳統文化中，既成事實就是真理，有權勢欺凌別人的人有福了，婦女被姦殺，兒童被扔到槍尖上扎死，哭聲遍野，只要幫兇喊一聲：「算了，算了，過去的都過去了！」哭聲就得停止，訴冤就得停止，追查兇手就得停止。膽敢不停止，就是別有居心，非善良之輩，應受到嚴厲譴責。於是，中國人遂被訓練為永遠向權勢下跪的動物。像以色列那樣，萬里之外尋找集中營屠殺猶太人的兇手，送回國內審判，那種對理念的執著跟毅力，使人生出無限崇敬，在偉大的猶太人族群中，聽不到受害人溫柔敦厚的輕輕說：「算了！算了！過去的都過去了。」

「以後不去就是了，你兇什麼？」

「我全家hetubook.com.com性命，握在你手裡！」

「難道孫觀漢先生也沒有嗎？」

那時候，我對複印還不太瞭解，未能事先複印一份，有些詩稿幸虧仍存字裡行間，可以再抄一遍，但寫在紙屑碎片上的一些詩，就永遠失落，再也無法追尋，一直到《柏楊詩抄》出版時，只剩下五十二首。

「你保的是一個叛亂犯，要月月報到，你可想清楚，不要後悔！」

很多保人都在這種情況之下，倉慌退保。于大姐卻回答他說：

我的住處一時無法找到，最後，決定搬到羅祖光的汽車間。而接著蕭桃庵也送來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聘我當研究員的聘書，我被吳鴻昌的特務嘴臉嚇怕了，緊張的問說：

有一件事情是不堪設想的，萬一這書稿被搜查出來，郭英一定家破人亡，徐瑛恐怕還會再加判十五年。他們的義行，使我深為感動。就在拿到這份書稿後，要想寫一封回信給郭英，可是卻找不到他的地址，只記得他家住台南縣某鄉某村，我一直希望能再接到他的信，結果，轉眼十八年，沒有他的消息。曾在〈通鑑廣場〉上刊出尋找他的信件，沒有任何回應。郭英嗜酒，我擔心他已離開這個世界，果真如此，也希望郭英先生的子女，在讀到這段回憶錄時，把情形告訴我，給我一個回報的機會。

這句話不但不能使破鏡重圓，反而使破鏡更碎，性格使然，自己也無法作主。現在使我心情沉重的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獄中寫的三部書：《中國人史綱》、《中國歷史年表》，和《中國歷代皇帝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仍在警備司令部政戰部審核中，幾個月下來，毫無消息，也曾拜訪過韓守湜。韓守湜說：

事實上是有的，孫觀漢先生曾寄過錢給她，而明華現在的男朋友是陳麗真夫婦的同事。麗真為了替師母解憂，帶著同事到我家打牌，才發生以後的變化，麗真深感內疚，明華曾要求麗真夫婦像我仍在時一樣的繼續來往，麗真夫婦不肯，才反目成仇。

「大姐，如果有人傷害了你的家人，把刀一拋，拍拍巴掌說：事情已經過去了，算啦，算啦，你能真的算了嗎？」

我在刑期屆滿前拿到保證書時，坐牢已近八年，看到保證書上那麼嚴厲的條款，自己都覺得可怕。坐牢之前，知己滿天下，現在我卻不知ｈtｔｐs://ｗｗｗ.heｔuｂooｋ•ｃom.ｃom道去請誰做保？第一個當然想到陳麗真，這個嚴重的後果，加到一個女孩子身上，我於心不忍，可是無可奈何。意料之中的，麗真肯為我做保，但再找不到第二個人。羅祖光馬上就要出國，他不能做保。我開了一張單子寄給麗真，請她試探，也意料中的全被回絕。因判刑而死在監獄，我可以接受，因找不到保人而死在監獄，我死也不甘。到了最後，他們找到了當時當國大代表的于紉蘭，于大姐一口承當，而且當警察前去對保，向她警告說：

十年離別，重逢時只不過聽到就這麼簡單、生硬，而冰冷的幾句話，我還想多說幾句，她已把電話掛斷。這時候，我再一次的想到張恨水的《大江東去》，男女主角分別只幾個月後，重新相晤那種情景。春夢一去了無痕，真是無痕！

「我們是不是可以見一次面？」

我跳起來，大聲說：

「我很想見你……」

「我是柏楊，已經回到台北！」

三年後，立法委員費希平先生特地為這件事向行政院提出質詢，要求台北縣警察局發回原稿。台北縣警察局的回答是：

一個政治犯，從被捕的那一天開始，親戚朋友早就惶恐逃散，政府又故意使他和社會隔絕，這個人就像被地獄吞沒了一樣，無影無蹤，十年、二十年後，整個世界都有了改變。親戚在哪裡？朋友在哪裡？同鄉在哪裡？同學在哪裡？妻子在哪裡？丈夫在哪裡？兒女又在哪裡？不知道求誰保證？又不知道把保證書寄給誰？有的靠著舊的記憶，勉強把信發出，不是石沉大海，就是被原封退回，上面郵局批著查無此人。事實上，監獄外的親戚朋友，一個個像驚弓之鳥，好不容易安定下來，突然接到那樣一份殺氣騰騰的保證書，縱使一個霹靂打到他的腳前，也不過如此。他怎麼敢保證一個判刑十年、二十年，從無音訊的危險份子脫離叛亂組織、信仰三民主義？尤其是更不敢保證他每個月會到派出所報到。而且，保證人從此不能出國，如果出國，必須三個月前向警備司令部申請退保，如果沒有退保，政治犯將重新被捕。一個政治犯如果沒有保證人，他唯一的出路，就是送到隔壁——綠島指揮部職訓大隊第六隊管訓，一直管訓到老死。不是他犯了什麼罪，而只是找不到保人。

「根本沒有這回事！」

「沒有。」

我認為「又怎麼辦」是一回事；「算了，算了！」又是一回事。這是暴君暴官畏懼報復，專門為培養奴才而提出的教育綱領，被害者這一方不能用來麻醉自己。

羅祖光告訴我她和圖書的電話號碼，我撥電話過去。

于紉蘭終生未嫁，她和弟弟于宗舜夫婦，同住在一起，性情溫和，我們都稱她大姐。但我出獄後不久，就和她發生了一件戲劇性的衝突，那一天，她請我到她家共進晚餐，談起我的受刑和坐牢經過，她感到悲慟，安慰我說：

「沒有人幫助。」

其實，我心裡並沒有像表現出來的那麼焦急，回台北的一個月後，第一部書已經從戒備森嚴的火燒島政治監獄，經過地下秘密管道，偷運出來，只是，暫時還不能馬上出版，因為無法交代稿件來源。

「陳麗真也沒有嗎？」

九年多的別離，贏得了這場團聚，夜已漸漸的深了，他們把我送到懷寧街太陽飯店，一方面等找房子（他們不敢相信我這次真的能離開火燒島，所以不敢像上次那樣，預先準備住處），一方面陳麗真服務的運通公司就在隔鄰，可以就近照顧。這是我到台北的第一個自由之夜，就在燈下，寫給孫觀漢一詩：

那警察眼睛骨碌碌的看著我，說：

「這是我的事情，由我來擔心，你只管對保就是了。」

「你以後調查什麼，請到我住的地方，不要到我服務單位，你這是明明逼政治犯餓死。不過，我告訴你，研究中心不是你這一類的人可以隨便進去的，你再來打擾我的話，我會把一份《人民日報》塞到你口袋裡，大聲呼叫你偷竊共匪宣傳品，叫警衛把你送到警備司令部，你就跟我一樣的慘了。」

這是一個專制政權瓦解的聲音，基層民心，先行覺醒。

「不必了。」

政治犯出獄之後，是一塊肥肉。好不容易在工廠找到一個工人位置，管區警察往往在工作最忙的時候光臨，直接找他談話，詢問他最近的生活情形和交往些什麼朋友。如果政治犯不能夠使警察稱心滿意，警察就會天天前來關心，三、五天後，老闆發現底細，於是解僱，以免後患。

「你說的對，你真執拗得像條牛，連坐牢都不改，吃你的飯吧！」

「你可以見我的律師，律師的電話號碼是……」

事情是這樣的，黃恆正共抄了兩份《中國人史綱》，我把其中的一份，交給徐瑛，約定徐瑛出獄時，如果環境許可，確知可以攜帶出來，就攜帶出來，否則就請他再轉交給其他難友，繼續保存，一直保存到有一天，暴政結束，政治監獄瓦解。我回台北後不久，就跟郭英先生取得聯繫，大膽的求他設法拿出徐瑛那份原稿，郭英滿口承諾。那時徐瑛已調外役當廚師，在郭英秘密安排下，徐瑛把原稿放在臉盆裡，帶到廚房，郭英接過，放到工具包裡，低聲對徐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