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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認為，這是台北方面的錯誤，應該要台北方面改正，不應該自我約束。但也有人認為，如果真正愛護柏楊，便應該為他著想，為他的安全著想，儘量使台北方面不要誤會他。

「你看，這全是你的作品，我已擺了好多年！」

去新加坡，並不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國。一九五七年，我曾經乘登陸艇護送回國參加青年救國團暑期戰鬥訓練的留日和留韓學生，分別送返長崎和釜山。不過，那一次是純公務的旅行，匆匆登岸，又匆匆回船，對日本的唯一印象就是：「哇！大人小孩都會講日本話！」到韓國後雖然對那裡的大人小孩都會講韓國話不再驚訝，不過我實在想不通，世界上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迥然不同的言語，和這麼多稀奇古怪的文字。

一位聽眾激動的一躍而起，斥責說：

歸途中經過香港，會晤到香港煙草公司總經理何關根先生。一般人印象中，商業和文化不能相容，財富和愛國也幾乎有尖銳衝突，然而，何關根身上兩者融化成為一體。一九六八年，我被捕的兩個月前，那時《異域》一書，正在海外發行。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何關根一信，他對被接到台灣孤軍的淒慘遭遇，深感悲痛，捐出一筆巨款，要我轉交。就在被捕前夕，剛好把它轉發完竣，而且在報上一一徵信。所以這次到香港，第一件事就是拜訪他，向他致謝。何關根不像一位資本家，而像一位教授，他溫文儒雅，指著辦公室牆壁書架，告訴我說：

「這是羅馬！」

「我一抬腳，一舉步，美國大使館都會震動！」

「那你可是犯了外匯管制條例，戰時擾亂金融，包你又得坐牢。」

有一天，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王榮文先生到我家作客，我談起把《資治通鑑》翻譯成現代語文的宏願，他熱烈贊成。我打算倣傚「臣光曰」，另加「柏楊曰」，寫出我讀史的心得。有文化界金頭腦之稱的詹宏志先生，是王榮文的總編輯，在他規劃下，將譯本定名為《柏楊版資治通鑑》，分冊發行，每月一冊，使這項龐大的出版計劃，得以實施。遠流還特地成立「柏楊版資治通鑑雜誌社」，以雜誌的形式，每月一冊的速度，預計三十六冊，三年時間把它完成。

《柏楊版資治通鑑》每冊印刷一萬本。在台灣這個兩千萬人口、而讀書人口更少的環境中，像《通鑑》這種不易獲得普通消費市場青睞的書籍，能夠以這樣的銷售量行世，使我充滿感謝。一九八五年，《柏楊版資治通鑑》當選為全國最有價值和最暢銷的一部書，同年，《中國人史綱》也被列為對社會影響力最大的十部書之一。一生hｔｔｐs://m.hｅｔｕｂｏｏk•cｏｍ•ｃom歲月中，沒有幾次能像這樣的欣喜。

這種情形一直到二十世紀八〇年代，都還是如此。我出獄後，曾收到海外幾封邀請函，政府當然不准，連在報上登廣告都不准出現柏楊二字，要想拿到出國護照，簡直比登陸月球還難。而且，警備司令部如果不發出入境證，即使拿到外交部一百張護照也沒有用。白色恐怖時代，警備司令部是政府中的政府，能不能出國，它的裁決才是最後定案。

顯然這正是大陸救災總會最耽心的，一位官員咆哮說：

最興奮的是，我們見到了教皇，教皇還親自和我握手，不相信的話，有照片可以為證。——我是教皇在廣場上巡視信徒時，千萬個握手者之一。聖彼得大教堂附近的禮品店，每天都出售昨日所拍的照片，我就買了有自己的那一張。

「那是你媽媽，不是我媽媽。」

這次出國，除了香華同行外，還帶著佳佳，和比佳佳小一歲的香華的女兒碧心。我們受到新加坡讀者熱烈的英雄式的歡迎，人潮洶湧，中英文報紙全幅報導，對一個剛剛從屈辱的監獄出來、還不太習慣自由生活的重刑囚犯而言，簡直不可思議，只有青蛙變王子的童話裡，才有這種強烈對比的奇遇。蔣家王朝加到我身上的迫害，想不到在萬里之外，竟還給我百倍的溫暖和百倍的榮譽，使我終生難忘。

回台北後的第二年（一九八二），我和香華又去了泰國北部。《異域》寫作的時候，我並沒有親自到過異域現場，寫作的內容又被忠貞份子指控為挑撥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感情，這句幾乎在每個政治犯判決書上都會出現的話，是一頂足以致人於死的鐵帽。想不到時代在變，現在反而激起讀者急於追問大撤退後孤軍的命運，《中國時報》副總編輯高信疆先生要我往泰國北部走一趟。

「這裡是泰國，不是台灣，政府怎麼想送誰到泰北，就送誰到泰北，簡直無知到這種地步！你一個人孤孤單單前去，那裡正有戰事，你會死在路上，即令到了泰北，一個報告回台北，說你販毒，你就完了。」

我呆了一下，時到今日，竟然還有人相信反攻大陸，實在難以理解，我不是政府官員，也不是文化打手，所以不能撒謊。但這項行動立刻引起嚴肅的關切，紐約《華語快報》在社論上呼籲華人社會對我不可提出尖銳的問題：

新馬回來半年，我接到世界詩人大會將於七月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邀請函，試探著向警備司令部申請出入境證，竟然獲得批准，同樣的由蕭桃庵把出入境證當面交給我，仍是一句「國事維和_圖_書艱，請多體諒」的吩咐。

這是一次生死不測之旅。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悲慘的內鬥，醬缸文化孕育出來的定律如此，所以孤軍中派系林立，互相間手不留情。而當地的毒梟對每個陌生的外來人，尤其警覺，在那山高谷深、渺無人煙的蠻荒地帶，暴屍一年兩年都不會被發現。我闖過沈克勤那一關，深入蠻荒，還帶著香華，事後回想起來，真不禁毛骨悚然。

馬來西亞報上刊載不少我訪問時的照片，其中有些人被蔣家班特務認為是左派份子。回台北後不久，警備司令部就派人詢問我，為什麼在海外專找左派來往。我於是向他們建議：調查局既然有的是錢，最好每年派人出國，帶著給牛馬烙印的烙鐵，把華人分為左右兩派，一一在面頰上烙出印記，這樣的話，政治犯再出國時，遇到烙有「左」字烙印的人，就望風而逃。

一九八三年九月，第一冊《戰國時代》出版。王榮文一看，暗暗叫苦，他說：「糟了，這種書賣給誰？」幸好，口碑還不錯。開始的第一年，一直維持每月一冊的速度，但不久就發現，我根本無法預估文言文譯成白話文之後膨脹的係數。於是，只好由每月出版一冊，延長為每兩個月出版一冊，由三年三十六冊，延長為十年七十二冊。這種單方面的違約行為，有的讀者充份同情支持，也有些讀者嚴厲譴責，甚至來信破口大罵。但是即令再把我投入監牢，也無法三年完成這項龐大的工程。這項苦衷最後獲得讀者諒解，但這十年也幾乎成了我的另一場新的監獄生涯，書房成了囚房。每天晚上連做夢都夢見《資治通鑑》，常在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中，忽然驚醒。這期間在職時間最長、貢獻最大的助理有譚焯明先生和黃奕龍先生。遠流公司負責編輯的人選中，麥光珪先生任期最久，和我的配合也最密切融洽。

我和信疆灰頭灰臉的走出會場，可以購買一千兩黃金以上的巨款，不能為泰北孤軍做出任何貢獻。

柏楊來紐約市，在紐約知識份子圈中，捲起了一個熱潮。不管是右派、左派，或自由派的知識份子，都爭著和他談話，都爭著邀請他舉行座談會，於是柏楊夫婦忙得團團轉。但是也有很多真正愛戴柏楊的讀者，憂心忡忡。

「唐人街不但不是中國人的驕傲，」我說，「應該是中國人的羞恥，看它的髒、亂、吵，和中國人對自己中國人的迫害與壓搾，實在是應該自顧形慚。」

神父說：

我們當然不能多作停留，因為行程早已安排。不過，這一趟歡樂的旅行，卻種下了佳佳永遠離開的種子。她在飛機上認識一位澳洲航空和_圖_書公司工作的青年，回台北後，決定放棄她在台灣大學法律系已讀了三年的學業，前往澳洲結婚。我勸她先完成學業，她一心早日離去，父女更生齟齬。佳佳遠嫁後，音訊漸少，終於一年不過一封。

然而，天下事難以預料，在很多邀請函中，新加坡共和國《南洋商報》的邀請函，發生了力量。一九八一年元月份的一天晚上，警備司令部接伴我回台北的蕭桃庵先生，請我和香華吃小館，當場拿出外交部發的護照和警備司令部發的出入境證，這真是又一個意外，蕭桃庵並沒有特別交代，只是告訴我：

這個國土就是聖瑪利諾。然而當我們進入聖瑪利諾國土時，並沒有發現城堡，也沒有發現身穿鎧甲、手執鐵矛的古代戰士，不過一條普通的鄉村道路。路上寂無一人，也沒有任何崗哨盤查，十分寧靜。車行大概八、九分鐘，抵達首都小鎮，在那個小鎮上，我的思想千迴百轉，一件事困惑著我：一個國家為什麼一定要那麼大？人民幸福才是第一重要，國土大而人民生活貧苦，只能算是地獄。我特地買了一個望遠鏡，登上小鎮山丘，俯瞰四周，萬里青蒽，全是義大利國土，這真是一個奇妙的袖珍國家，他們至少七百年沒有戰爭，也就是說，從宋王朝迄今，都平安的度神仙歲月。多麼奇妙的山河！多麼幸福的人生！

「世界各國到處都有唐人街，中國人應該感到驕傲！」

在吉隆坡，我們接受《馬來西亞通報》董事長周寶源先生招待，廣大讀者群的歡迎盛況，簡直使我要再感謝一次幸而有這場長達十年的文字獄。

次年，藉著參加該年度的世界詩人大會，再度出國，此行除了西班牙外，我和香華還去了德國、法國、義大利，而且立刻愛上義大利。在米蘭定居的醫生潘賢義、古桂英夫婦，開車送我們南下羅馬，在我的要求下，行程特別列上聖瑪利諾。這個世界上最小的共和國之一，早就使我嚮往。我曾讀過一篇報導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向北推進時，忽然發現前面有個城堡，兩位身穿羅馬帝國時代鎧甲、手執鐵矛的古代戰士，大喝一聲：

「我們可以找另外的管道匯出！」我說。

可惜，這筆巨款，勾起大陸救災總會的注意，依我和信疆的看法，認為應該由《中國時報》直接匯到泰北，可以建立若干個小型水庫，解除山區最逼人的乾旱之苦。可是，大陸救災總會卻堅持由他們統籌辦理。官場文化中，「統籌辦理」也就是使焦點變得一片模糊，統籌的不辦理。我們反對，於是大陸救災總會召開了一個會議，宣佈他們的決定，並且嚴厲的說：

泰北m.hetubook.com.com回來，寫成《金三角．邊區．荒城》，當它在《中國時報》連載時，就收到讀者捐助巨款，並引發社會上長達數年之久的「送炭到泰北」運動。

「這筆錢如果沒有我們的批准，一分一毛也匯不出去。」

得不到官方支持，我開始找雲南和潮州同鄉會，他們滿口答應，可是第二天卻全都變卦，連人影都看不見，氣氛詭異。我和香華完全被困在曼谷，言語不通，投奔無處。幸好，遇到了中國人權協會派在當地的法律顧問王福邁先生，他冒著觸怒沈克勤的危險，親自陪我們前往北方九百公里外、萬山叢中的孤軍基地美斯樂。

「這是單行道！」

佳佳驚訝的叫起來：

中國自從明王朝第一任皇帝朱元璋先生下令「片帆不得出海」，中國人遂被禁錮在陸地上，成為專制政府的人質，六百年來，出國是一種卑賤的，和冒險的行徑。政府宣稱：中國是天下第一等大國，凡是想前往海外的人，都非善良之輩，而是天朝棄民，一定會顛覆祖國。對於這種人，必須加強禁制，以免他們滑出自己的手心。所以，在我們中國，准不准人民出國，遂成為政府獎勵搖尾系統，和壓制異議份子的一種手段。

於是車頭一轉，屁股朝前，倒車進去，神父說，就是警察看見，也只能瞪眼佩服。

我立刻接受這項委託，心中充滿自信，因為外交部和中國大陸救災總會都有電報給駐泰國商務代表（地下大使）沈克勤先生，我手中又握有幾封給代表處其他官員的懇切介紹信，自認為會受到使人寬心的幫助。可是，沈克勤在接見我的短短十分鐘中，卻一口回絕。首先，他表明他地位的重要：

過去，在「華僑是革命之母」口號的引導下，我總以為東南亞各國華人，是一個強勢族群，現在我親眼看到的，卻不盡然。各地華人在經濟上、商業上雖然佔有優勢，但是卻忽略了文化、政治上的發展，以致稍微有點風吹草動，都會造成不安。馬來西亞建國之初，華人身負「好男不當兵」的傳統文化，拒服兵役，拒進軍校，自己阻止自己成為社會主流。我回台北後，寫了一系列的〈新馬港之行〉，口吐真言，說出我的憂慮。在馬來西亞，有些朋友認為是暮鼓晨鐘，有些朋友則反唇相譏說：「柏楊是老幾？竟跑這麼遠來教訓我們！」

憂心忡忡的原因很簡單，紐約市華人社會，是一個五花八門的社會，在政治上有左、右、中、獨，各種派別，這些人各有各人自己的一套想法，都希望能和柏楊交換意見，從好的地方來看，這是柏楊吸收新看法的一個好機會，但是如就柏楊本身的安危來看，這也可能包含m.hetubook.com.com有使柏楊回台灣後再坐九年監獄的危機。

「這是我們神聖的國土，不容許侵犯！」

司馬光先生編纂的《資治通鑑》，是中國最好的兩部史書之一（另一部是司馬遷先生的《史記》）。《資治通鑑》始於紀元前四〇三年，止於紀元後九六〇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於一〇八四年完成。可是這麼一部全民推崇的史書，近百年來，卻幾乎成為死書，因為它是用一千年前的古文撰寫，現在已沒有幾個人可以看得懂了，更沒有幾個人願意浪費時間去咀嚼。

台灣在民主與人權上，最近雖然有一些進步，但是在對付共黨和台獨份子這兩方面來說，常常是有理說不清的。在台北與左派份子接觸就可能是滔天大罪，但在美國來說，和左派份子接觸的機會實在太多了，何況人人都想接近的柏楊。雖然在一次右派舉行的座談會中，我們可以聽出這位對台灣的社會與政治批評很強烈的作家，對共產主義是反對很強烈的。但是柏楊在台灣，也曾被安全方面的工作人員，戴過紅帽子。這一次柏楊接觸了那麼多各種政治意見的人，在公開場合說了那麼多的話，如被斷章取義，要戴他紅帽子，也不是很困難的事。

「國事維艱，請多體諒！」

歐洲之行以羅馬作為結束。因為我是基督徒的關係，羅馬的名勝古蹟，對我來說，都有一種親切之感。我們一行人都喜歡羅馬，喜歡天主教的神父。有一回，一位神父開車，帶我們直向一條巷子衝去。我急得大叫：

「你可不可以跟你媽媽講，在新加坡多玩幾天？」

自從一九四九年到台灣，粗略的分，大概是十年小說、十年雜文、十年牢獄。十年牢獄之後，是五年專欄，五年專欄之後，是十年通鑑。

而我的和香華的女兒，更被當地讀者寵昏了頭，以致碧心要求佳佳說：

詩人大會後，我在舊金山史丹佛大學、柏克萊大學，以及在洛杉磯，各作一次演講，最後紐約一站演講，安排在孔夫子大會堂，當我再一次把傳統文化形容為「醬缸」時，聽眾中一位先生提出：

這是我第一次美國之行，除了發現「大人小孩都會說英語」外，使我最驚訝的是，美國人的禮貌多端（後來才發現日本人的禮貌更為多端），和交通秩序有條不紊，並且瞭解：斑馬線在此邦竟然有使汽車禮讓的功能，而台灣的斑馬線卻是專門引誘行人深入埋伏，以便汽車撞死的陷阱。

接著警告我說：

「你從台灣來，原希望你帶來鼓勵我們的好消息，像反攻大陸已經準備完成之類，想不到你卻來打擊華人的民心士氣，羞辱我們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