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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摘要介紹一篇井種步先生的大作，載於一九七九年八月份台北《亞洲世紀雜誌》：

趙廷俊回答說：「我們的婆婆太多！」

香華有語言的能力，這對我是天大的幫助，相較之下，我的自卑感油然而生，因我是語言白癡，連國語的發音都不標準，所以到了外國，或接待外國朋友，香華成為我契合最好的翻譯。而在台灣，到南部的時候，她可以脫口而出的用閩南語替我講演。至於去香港時，她更如魚得水，因為她出生香港，廣東話是她的母語。

假若他「坐牢」真是冤枉，他「出牢」以後，還可以自己訴願——伸冤。在自由、民主、法治的中華民國，絕對可以還他「清白」的。直到現在為止，柏楊並不曾自己訴願而伸冤，證明他坐牢就不是「冤枉」了。

我們沒有看過檢察官的起訴書與柏楊的答辯書。惟從他口中自訴出的「判決書」上的兩項罪名（在瀋陽被俘及在台北寫雜文為匪宣傳），而判定他坐牢十二年，罪與罰相等。怎麼可以稱為「冤獄」呢？

《柏楊和我》是梁上元編著的一本「書」，扉頁題詞：「謹將本書獻給柏楊先生作為他六十歲生日的賀禮！」

災難化成跳板，不是我自己有什麼能力，而是整個時代發生巨變。美國總統卡特先生的人權外交，有萬鈞之重，壓在蔣家政權頭上，使長達六十年之久的威權專制政體，分崩離析，這是一個在正義上和實力上都無法抗拒的形勢。台灣每一個人，都可以隱約的聽到統治結構支解時所發出的喀吱喀吱響聲。無論是言論或行動，陳舊的國民黨迅速消退，反對派在自由派知識份子扶持下，脫穎而出。

那時候我才發覺「柏楊」兩個字原來有這麼大的震撼力，竟會使有些人妒恨交加、血脈賁張。所以雖然有《中國時報》強大的支持，地雷仍然不斷爆炸。且抄幾篇忠貞嘴臉磨刀霍霍的文章，作為例證。m.hetubook.com.com下面是姜穆先生的大作，題目〈由役談起〉，刊於一九七八年九月份台北《文壇雜誌》：

這一類的忠貞言論，不只是遍佈國內，也蔓延海外。一位菲律賓僑領陳志專先生，就為文表態，載於一九七九年十月份台北《中國報導雜誌》，他說：

羅祖光的汽車間在台北敦化南路復旦橋東，而我原來的家，則在復旦橋西。被捕的時候，東邊只有幾座稀落的房舍，常帶佳佳橫過復旦橋到東邊遊戲，如今已經大廈林立。我住西邊的公寓名「光武新村」，是六〇年代台北第一座新式社區，很多電視、電影，都利用那裡的街景。我搬到祖光的汽車間後，早上起來散步，常常走到舊宅，站在十字巷口，仰望三樓我被捕時的住家，被捕前剛裝上不久的冷氣，仍然嵌在原地，木製門窗原來漆著白色，現在改成赭紅。調查局的箱型汽車停放的地方，依稀可以辨認。而當時倪明華憑窗下望，陳麗真一直送到車旁，她們那兩副憂傷而驚恐的眼神，仍凝聚在那裡。現在，我佇立在十字街頭，好幾次，有一種直接奔上三樓敲門而入的衝動，我會告訴住戶，我就是原屋的主人，只想看一眼故居，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這個家，在被迫離開十年後，是什麼樣子？但我終於克制自己，一則是怕對方嚴辭拒絕，二則怕看到的仍是當年模樣的陳設，三則害怕家俱全都換新，無法辨認。倪明華和她的男友住在另一個地方，這個房子已被租出去了，我不願再承受一次不必要的傷害。

我生命中累積下來數不清的創傷，有些已經結疤，有些還在淌血。是香華終於使我安靜下來，專心寫作，我們不久就搬到新店和烏來之間、當時最美麗的山莊之一的花園新城，遠可以眺望二十公里外的陽明山，近可俯瞰就在腳下的新店溪的緩緩流水，我們住的公寓，海和圖書拔二百公尺。

亦可見孫觀漢所謂「莫須有的牢」，與梁上元所謂「不白之冤」、羅祖光所謂「相信他的無辜」，都是感情用事之詞，其他幾位為他喊「冤」者，更是「無稽之談」。

我和香華不但是夫妻，而且是朋友，我們互相勉勵、警惕、責難、規勸，我複雜的生活背景，和她無從詢問、我也無從回答的心路歷程，使一個醉心於紅塵外、詩世界的單純女性，難以承擔。過去發生的事，她全不瞭解，甚至根本不肯相信。但她有異乎尋常的包容力和理解力，她的理性面有時候使她能冷靜面對問題。尤其在做人上給我很大啟示，她任何時候都給對方留下餘地，從言辭到內心，使我在六十歲以後，仍奮力成長。

我們實在弄不明白，難道說柏楊坐牢真是冤枉嗎？當他坐牢之時，報上不曾登有過新聞，及到出牢以後，報上才有了新聞。當然知道他坐牢的人不少，尤其是文藝新聞界的人，何以在國內無一人出頭代他「鳴冤」？至好如他的朋友梁上元、羅祖光，以及女弟子陳麗真，甚至他的妻子倪明華。只有一個國外朋友孫觀漢才出版《柏楊和他的冤獄》在國外發行呢？

台灣銷路最廣的兩大報紙之一的《中國時報》，舉辦一次讀者和作者聯誼會，發通知要我參加。我受寵若驚，打電話問副社長楊乃藩先生有沒有弄錯，他說絕沒有弄錯。當天晚上，我緊張的前往參加，遇到了很多坐牢前的文化界好友，從他們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們對我出現的驚愕。發行人余紀忠先生主持開會，致詞中宣佈說：

據我知道，他「老先生」曾經化名寫過滇緬邊區撤退來台的忠貞之士的事跡，對於昭昭於世者，還不敢有所歪曲，但是他的筆鋒，常不忘挑撥：在那本書裡，他說滇緬邊區的反共忠貞之士，來台後，淪為引車賣漿的行當，讀了那段文章，他的用意何在，我就不敢妄加推斷了，但我們都產生政府未盡到照顧忠良的印www.hetubook.com.com象。然而這本書竟然銷行百萬冊，不禁使我區區在下，感慨不已。

朋友們對我孤單的情形一目了然，熱心的為我介紹女友，最後，在文化大學教授史紫忱先生作東的一次聚會上，認識了詩人張香華。當我聽到張香華名字的時候，忽然呆住，雖然我是基督徒，但是就在這一剎那，感覺到佛教「緣」的熱力，兩年前還在火燒島囚禁時，在《青年戰士報》的副刊上，曾經看到幾首詩，其中有一句話：

以上是有形的毒箭，還有無形的毒箭，殺傷力也一樣強。每次警備司令部治安會報上，一位在大學教哲學的馮滬祥先生，一定發言（他以一個清高的教授，竟參加警備司令部的會議，說明他絕對不同凡響），對《中國時報》竟讓一個叛亂犯開闢專欄，繼續為共匪宣傳，挑撥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感情，簡直義憤填膺、痛不欲生。余紀忠先生當然不會被他嚇住，但總是把我叫到報社，囑咐：「小心！小心！」

「可以聽到地下種子抽芽的聲音！」

有關柏楊案件，早在十多年前，由警總軍事法庭宣判定讞，期滿出獄，照理說，應該改過自新、表示懺悔才對；但不作此圖，反以東山再起的姿態，繼續挺進。柏楊的支持者竟又舊事重提，仍猶喋喋不休，實有藐視法庭之尊嚴，居然無人予以駁斥，這就妙了！

「柏楊有你這樣的朋友，他已不需要敵人了。」

就在出獄後的第二年，一九七八年二月四日，和香華結婚。當我們要結婚的訊息傳出來時，調查局曾擊出最後一拳，派人到香華教書的建國中學，用一種唯恐天下人不知道的聲勢，調查張香華的忠貞資料。可惜沒有把人嚇倒，反而激起香華的反彈，對一個「老」「醜」「窮」俱備、而又絕對沒有什麼前程的政治犯，完全接納。這對特務們是一項強烈挑戰，於是，有人就肯定的說，我們的婚姻不會超過三年。而到現在，一九九五年將盡，我們結婚已十八年。香華是一ｈtｔps://wｗｗ•ｈeｔuｂｏｏｋ•com•ｃｏm個智慧型女性，我身經百劫，有幸娶到她，是上帝總結我的一生，賜下的恩典。

余先生這項宣佈，使一些根本不知道我是從火燒島回來的年輕記者，把我圍住，希望問出一點「歸隊」訊息。第二天，報紙登出報導，我也開始重新恢復寫作生涯，《中國時報》副刊主編高信疆先生，特別開闢「柏楊專欄」。他是一位傑出人才，把中國報紙上的傳統副刊，由靜態變成動態，使他被稱為「紙上風雲第一人」。《中國時報》在當時不足兩千萬人口的台灣島上，發行一百餘萬份，平均不到二十個人就有一份，影響力可以想像。我的第一篇文章是〈牛仔褲和長頭髮〉，小心翼翼的試探反應，先求「柏楊」兩個字，能在報上出現。

在我們國家裡，作家的言論一旦受到箝制，或政府決心興起文字獄，很多知識份子，不是閉口自保，就是索性縱身投懷，希望分一點渣汁。就是在旁鼓掌稱快，甚至認為暴君暴官下手太輕！中國人真是病了，文化人更是病得沉重。以鬼故事聞名的司馬中原先生，當我被捕受刑之際，他奉命到美國宣傳柏楊惡行，自稱是我的朋友，一次會場上，在聯合國服務的夏沛然先生站起來告訴他：

「連警備司令部都不反對柏楊可以上報！」

這是一種很玄秘的寧靜，心靈上如果沒有某種頻率，寫不出這種詩句。我曾經拿給難友們看，可是，詩不是獄中寵物，沒有幾個人注意，那首詩的作者就是張香華。這簡直是一種無法解釋的巧合，「緣」是感情最基本的土壤，有了這個土壤，自然迅速長出果實。

就在這種隨時都可能再蹈覆轍，文被腰斬、人被逮捕的威脅下，我又在高雄《台灣時報》寫〈皇后之死〉與〈帝王之死〉。《台灣時報》特派員蘇墱基先生，他像對待兄長一樣待我，在一次宴會上，為了維護我而跟同桌的人爭辯，拍案而起。我的視力在火燒島長和_圖_書期的暗淡燈光下，日漸減退，墱基陪我去高雄，請吳基福先生診治，吳先生是《台灣時報》董事長，也是最好的眼科醫生，診斷我右眼患的是「黃斑部萎縮」，沒有什麼特效藥。但卻設午宴招待，要我寫稿，使我有機會寫下《之死》系列。

那時候，我還不認識夏先生，後來，我去紐約，才發現他夫人王渝女士，正是當年我入獄前一天，來家中訪問我的台北市立一女中學生。當時她正編輯校刊，沒想到翌日我就被逮捕，真慶幸她的訪問稿還來不及發表，否則她一定受到牽連。

凡服刑者，無不於「德操」有虧，都是為填慾望，不惜幹犯法紀，為匪為盜，甚而竊國或企圖竊國者。這種人，本是害群之馬，繩之以法，是大快人心的事，也惟有「公正」，才能鼓勵忠貞，無如我們過於「敦厚」，「濃厚的人情味」，已被譏為「爛好人」。近年有一怪現象，使我們感到好人越來越爛之感：某機構以「研究員」作為某類受刑人的酬庸，這就使一生賣命的人大感不平之外，也使人有失去什麼是價值標準的感覺。非常簡單：如對受刑人加以酬庸，不是判決的錯誤，就是向強梁示好，不然決不會做出使人不解的事來。某機構的所謂「研究員」，實在就是領乾薪，這使我們不解，難道說服勞役，竟是「功」在國家，應以納稅人的錢去安撫他們嗎？

就在「歸隊」的兩個月前，《中國人史綱》在星光出版社出版，在《中央日報》上刊登廣告，闖下大禍，接下這份廣告的馬錦文小姐，哭哭啼啼找到星光老闆林紫耀，告訴他她不知道《中央日報》絕不許出現柏楊兩個字，報社現在要開除她，請林紫耀出面營救。我打電話給《中央日報》總編輯趙廷俊先生，說：

「我們這次聚會，最重要的意義是歡迎柏楊歸隊！」

從以上引錄這些「他的朋友」們祝壽文中，發現不少的「冤」字和「誣」字。尤其是孫觀漢在美國出版的《柏楊和他的冤獄》一書。明明白白稱它為「冤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