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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如五雷轟頂，我呆了一呆，小聰明救了命，我說：

寄往青木關教育部後，每天數著日子。普通情形下，不到兩個月，學生本人就可以接到分發令，可是兩個半月後，仍沒有消息。於是，那一天，我向同事借了一套整齊的中山裝，把釘有補釘的皮鞋（這是抗戰時最常見的裝束），擦得發亮，搭巴士前往青木關。我到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代表岑文華主任，前去查詢淪陷區學生郭衣洞的分發事宜。高等教育司一位官員接見，對我的辛苦及負責精神，十分嘉許。查卷後，告訴我，郭衣洞已被分發到國立東北大學，要我回去安慰那位從南京流亡到重慶的可憐大學生，通知書日內即行寄出。

教育部每個月都發給學生代金，註明是國家借給學生的學費，將來畢業後要分期償還。代金數目已不記得了，每月都在增加，可是物價飛漲，代金不夠伙食費。那時候就流行一種「見飯愁」症候，八人一桌，四菜一湯，湯只是一碗鹹水，四個菜沒有一個可以下嚥，偶爾有一盤花生米，立刻被搶一空，以致大家不得不立出來一個互相遵守的公約，就是：「只可騎馬，不可坐轎。」騎馬是用筷子夾一粒花生米，坐轎是把筷子橫下來，可以一次剷起兩粒、三粒。在這種情形下，同學們唯一的希望，寄託在出賣糞便的堆肥費上。伙食是半個月一期，每月十五日和每月三十日，中午和晚上都可以吃到一頓肉（最豐富的是晚飯，大概每人可以吃到一大塊），所以，力爭糞費成為罷課運動的動力。然而，淪陷區學生飢腸轆轆，平常沒有一點脂肪，突然一次吃下大量的肥肉和豬油，腸胃不能適應，往往瀉肚。我上鋪就有一位同學（那時候十個人一個房間，五張床，都是上下鋪），每一次都逃不過和_圖_書此劫，而且一晚上拉兩、三次之多，我勸他以後加菜時少吃點吧！

我身子忽然發抖，我這個無母的孤兒，到了後來，有人誇獎說我無所畏懼，其實不然，我最畏懼的是：加到我身上的恩惠或溫暖。岑主任像父兄一樣的恩情，使我永記。三十年後，我們在台北重逢，岑主任經營一家水泥公司，他那稍後結婚的夫人，在巴西駐華大使館當主任秘書，那個時候前往巴西的移民，有很多都由我擔保。

「我為什麼不能夠分發自己？」

「快去宿舍報到吧！我們還要編級考試。」

我心裡在唱歌，找到宿舍，大概等待了一個多星期，教育部分發的插班生，以及其他學校自動轉來的插班生，大約有二十幾人，在一間教室裡，舉行甄別考試，這是我第一次面對著沒有英文及算術的考試，膽量大了很多。雖然政治系一、二、三年級所有的功課，我都沒有讀過，我也不怕。我對「政治系」下了一個定義：那是一個識字不識字都可以讀的系！而且，我是從南京來的淪陷區流亡學生，深受政府關注，只能使我降級，不能把我開除，因而有恃無恐。又是一個星期，佈告欄裡貼出甄試結果，我被編到政治系三年級就讀。人生真是奇妙，我這個在大學只讀過一年級的學生，現在合法的成為三年級的學生，二年級是一個空白，我對不能夠進四年級，一絲一毫沒有抱怨，三年級對我而言，已是一個大號的驚喜。

俗話說：「不到黃河心不死。」我上大學的心，早已到了黃河，但我的心仍然不死。一面找工作，一面準備明年再參加西南各院校大專聯考。人生有很多難以預料的際遇，神差鬼使，我的一個長輩在設於青木關的教育部戰區學生招致委員會當主任委員，我和_圖_書去找他，他把我安置在設於重慶市兩路口川東師範舊址的該會「重慶登記處」，當一名小職員。那一年，我已二十五歲，既看不到未來，也不敢回想過去。然而，一個機會像閃電一樣的出現。

「我在南京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整天作地下工作，誰去學鬼日本話？」

「你已經學了三年，日文怎麼樣？」

不過，有一個難題，我不能用郭立邦的名字登記，這麼一個小小的困難，竟困擾了我兩、三個月之久。最後，一個從南京逃出的學生前來登記，他是汪精衛政府中央大學政治系肄業三年期滿的學生，具有全部的成績單，貨真價實的證件，我如獲至寶。尤其，那個學生的名字幾乎使我跳起來，他叫郭大同，我去照相館把郭大同的證件翻照下來，再把原件改成郭衣洞（也只能改成郭衣洞，沒有第二種改法），再拍下照片。先把郭大同照相的文件簽註意見報上去，過了兩三個月，估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已經分發，然後請朋友用郭衣洞的名字填寫一份登記表，再由我簽註這樣的考核：

「經嚴格盤問考察，該生確係偽中央大學政治系三年級肄業期滿學生，建議分發同級學校。郭立邦。」

就在三台，我幸福而滿足的過著大學生生活，天漸漸入冬，四川的冬天絕不是沒有棉衣就可以度過的，而流亡學生卻沒有棉衣。那時候，基督教會在三台設立一個學生公社，準備了很多灰色粗布棉大衣，借給最貧苦的學生，我在窮的程度上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也借到了一件。但我卻吸上了煙，成了難以負荷的最大開支。那時候買煙，不是一包一包的買，而是一支一支的買，有一個景象常在學校對面小鋪出現，我幾乎每天都要去一趟，把一張揉著的鈔票放在桌上，舉起食指，m.hetubook.com.com大言不慚的說：

罷課終於結束，對我沒有任何影響。但我卻從「力爭糞費」這項活動，發現一個戰亂不斷、而又落後貧困的社會眾生的深層現象。東北大學全校男學生只有一個廁所（女生宿舍當然另有女生廁所），男生宿舍走到男生廁所，最快要五分鐘，這是一個漫長的距離，白天還好，每一個人都有憋尿的能力，可是到了夜晚，寒風襲骨，爬出了被窩，要走五分鐘，才能摸到（那時候還沒有電燈），簡直是一種苦刑。同學們於是索性來個不顧一切的大解放，出了寢室門，就在院子裡小便。冬天結冰時，院子裡冰塊高高的堆起，全是尿液凍成，夏天則是一片腥騷，簡直不像是一個大學，而像一個龐大的雞窩。遠在男廁所的糞便，因為有那麼多生產者，所以每隔幾天，就要被掏一空，賣給當地農民作為堆肥。

教育部那個科員，怎麼會把我分發東北大學，而沒有分發設在重慶的中央大學、重慶大學，或設在成都的四川大學、華西大學，以及設在樂山的武漢大學，而分發設在三台的東北大學，根據什麼理由？沒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件事非常明顯，辦公桌上一個無心的作業，往往使人的命運產生基本變化，假定我不讀東北大學，以後發展的軌道，可能不會走向台灣。

然後帶著一支司令牌紙煙，回到學校，在大庭廣眾中吸起來，十分得意。

「不，」他正色說，「拉死也得吃！」

入學不久之後，學校突然發生罷課，到底為什麼罷課？真正主要的原因，當時並不知道，現在也不知道，只記得其中有一條標語是：「力爭糞費」。以我的性格，應該非常贊成罷課才對，而且罷得越久越好，最好一罷兩年，當罷課結束之日，也就是畢業之時。不過，我是千辛ｈttps://m.ｈｅtuｂoｏk.cｏm•coｍ萬苦才進大學之門的，瞭解到讀大學之不易，和大學生涯的可貴，認為能讀大學是一種福份，不應糟蹋，而應珍惜，所以我並不支持罷課。每天到大街上遊蕩，只在心中暗暗希望罷課早日結束。

青木關距重慶大概五十公里，從四面八方淪陷區逃到重慶的流亡學生，早已筋疲力盡，所以招致委員會特地在川東師範舊址設立登記處，由岑文華先生當主任，另外有兩個幹事做為助理，我就是其中之一。淪陷區學生前來登記時要填具表格，寫明他原來的學校、科系、年級等等。根據帶來的證件，由登記處主任在調查表上簽註意見，轉報也設在青木關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再分發到各大學繼續就讀。有時候，沒有證件或證件不全的學生，由岑主任口試盤問後，略微可信，就在調查表上加簽「考核屬實」。有時候，岑主任不在，我就代他簽註意見，而且簽出自己的大名，教育部也不問究竟，一律分發。這樣持續了幾個月後，一個奇異的靈感突然進入我的腦海。我跳起來說：

至於照片，我簽上「後補」，以後當然也沒有補，這種例子太多，教育部從不追查。

我這一生一直不遺餘力的鼓勵和幫助年輕人在國內或出國讀書升學，一方面知道求學的艱難，一方面也是深受岑文華的感召。

「你搞的鬼我全知道，快上學去吧！」

這真是一個叫人難以置信的好消息，我喜孜孜的回到重慶。屈指計算，距我上次參加聯考，已經一年了。這一年中，日本對重慶的大轟炸，已跡近停止，生活的平靜，尤其是我與崔秀英同居，又結交了很多朋友。那時，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前途輝煌，我感覺到比他們任何一位都更好。我還不敢宣佈我又成為大學生了，唯恐怕是一場空歡喜，但經旁敲側擊和*圖*書的打聽，才發現，本設立在萬里之外、遼寧省瀋陽市的東北大學，於九一八事變後（我那時候正讀小學二年級），輾轉遷移，現在設在四川省的三台縣，在重慶北方三百公里，從重慶如果沿著涪江而上，可以抵達三台城下。不久，教育部的分發令寄到，我向岑主任辭職，說了一大堆謊言之後，岑主任臉上露出慈祥和關切的笑容，說：

教務長莞爾笑了笑，揮揮手叫我出去說：

崔秀英和朋友們送我在兩路口搭巴士，前往三台。東北大學設在三台縣文廟，我這時候第一次使用郭衣洞的名字，謹記著當初從郭定生改成郭立邦時，幾乎忘記自己是誰的往事，一路上，就一直唸著這個新名字，而且很懊惱把「同」字改成「洞」字，而沒有改成「桐」字，可是已無法挽救了。東北大學是一個以收容東北流亡學生為主的大學，我到教務處報到時，教務長親自向我問話，一面拿出我的照相證件，翻來覆去看，我開始流汗，害怕他提出問題，包括：「中央大學在南京什麼地方？」「政治系主任是誰？」幸好，教務長沒有問這些，但卻問了另外一個致命問題，使我幾乎立刻被驅出大門。教務長說：

東北大學學生分為兩大族群，一是本省同學，來自四川全省；二是外省同學，來自全國其他各省。外省同學差不多都是流亡學生，本省同學都是有家有室，生活富裕，他們不會跟著外省同學吃相同的飯菜，於是另組伙食團，最大的不同有兩點：一是早上吃乾飯（外省同學早上吃稀飯），二是每頓都有肉，這使我回到百泉初中時那種白菜團和蘿蔔團的時代。不過我已沒有初中時候那種哀怨，只有一種驚訝，就是無論本省與外省同學，對於這種明顯的貧富差別待遇，竟然都無動於衷，認為是天經地義。

「司令牌，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