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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寫雜文的目的，顯而易見，不過只為了免於饑寒，並沒有什麼崇高的理念，向專制暴政挑戰，所以最初只談一些女人、婚姻之類的話題。可是，到了後來，每天在報社裡聽到記者們採訪回來，尤其是採訪警察局回來，常帶一些使人髮指的社會新聞，而報社礙於人情或畏懼後果，往往不敢發表，我就忍不住在專欄裡，提出抨擊。有一次，一家主人指控他的女傭偷了錢，刑警隊就把那女孩帶回警察局，雙臂張開作「大」字狀，銬在欄杆上，這是一種連軍閥時代都不會發生的暴行（即令是帝王時代，為了防止強|暴或戲弄，女囚犯不戴枷、不反綁）。又如紅極一時的名鴇何秀子女士，被警察逼得走投無路，舉行記者招待會，控訴警察索賄。而警察局第一個反應就是：一個老鴇怎麼有資格舉行記者招待會？而我的第一個反應則是：老鴇跟總統一樣，有資格舉行記者招待會。

既然誇我女兒漂亮，所以雖然咬定我兇惡，我也樂於接受。考試那一天，我比當初考大學時還要緊張，坐立不安，像隻猴子般走來走去，一直等到佳佳大大方方走出來，表情上一點都不畏縮，我迎上去，抱起她問：

這也成了我拒絕戒煙的最大理由。

佳佳不僅僅喜歡聽我為她說故事，還喜歡父親身上的煙味。每天下班回來，她就要攀著膝蓋爬到身上，從前胸嗅到後背，從後背嗅到頭頂，說：

我後半生的朋友，幾乎全來自我的讀者，結交過程相差不多，先是通信，再見面聚會，最後往往成為互相扶持的知己。

「爸爸身上煙味真好聞！」

那些年，很多事情使我如魚刺在喉，不吐不快。靠著膽大包天和一時的運氣，發揮了聾子不怕雷的精神，不斷寫下去。為了減少阻力，我用最不嚴肅的方式，討論最嚴肅的問題，幽默最容易凝聚讀者群，也最容易引發更多人關注我們社會的病態。

逮捕雷震，查封《自由中國》，是五〇年代一件大事，而比這個更大的事，像軟禁孫立人將軍，以及肅清孫將軍在軍中的勢力，都沒有引起反彈，因為那都是在秘密之下進行。國民黨特務認為對付像雷震這樣手上沒有任何兵器的人物，根本不需要秘密進行，所以毫不避諱。當時和雷震、聶華苓非常接近的作家群中，公孫嬿和他們最為親密。可是，雷震被捕後，公孫嬿立刻在《中央日報》上發表一篇長文hｔｔps://m.heｔuboｏk•cｏm.ｃoｍ，對雷震痛加斥責。一時間，討伐雷震和《自由中國》的聲音，充斥所有報章雜誌。

我高興得手舞足蹈，一百分是一個滿分，一定可以考取。想不到聽來聽去，似乎所有的孩子都考一百分，這才覺得有點不妙，趕緊再去找那位吵過架的女老師，陪笑問她：

又有一天，我接到一封筆跡秀麗的信，結下第二樁永不磨滅的友情，那就是當時還沒有結婚的陳麗真，台灣彰化人，高中畢業就考上鐵路局的列車小姐。她的國語和孫先生的國語成尖銳對比，清澈悅耳，字正腔圓，她和當時的男朋友商量後，決定寫信給我，並來家中拜訪，從此成為通家之好。

漸漸的，我走出了最初以女人和婚姻等風花雪月的題材，走進眼睛看得到的社會和政治的底部，最後，再走進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所看到的和感覺到的，使我震撼，我把它譬作「醬缸」，但一開始並沒有想到，這個醬缸竟有那麼大的腐蝕力。

偏偏，我不但沒有變乖，反而從內心激發出一種使命感，覺得應該接下《自由中國》交出來的棒子。這種信念，在我的雜文中，不斷出現。在氣氛一天比一天肅殺的那段日子裡，讀者把它十分看重。

有一年，台北警察局在召開了無數次的會議以後，決定自某月某日開始，禁止隨地吐痰，對違犯的人處以罰款。市民都歡呼這是一個新的時代到來時，蔣中正卻突然下令阻止，他說：要以德服人，只可以勸告，不可以罰錢。結果一個可以改變人民氣質、提高環境衛生水準的機會，就告破滅，大家空歡喜一場。而當時的報紙和電台卻異口同聲跟著宣傳：德治比法治好，因為動不動就罰錢，只會招來民怨。中國不能夠革新進步，第一因就在於這種「德治比法治好」的醬缸產物。

「警備司令部的人說，柏楊以後該乖了吧！」

雜文固然是打擊專制暴政的利器，但也是一種兩頭尖的利器，會同時傷害到自己。我心想：幸好當時有一個《自由中國》作第一道防線。然而，一九六〇年的某一天，蔣經國和他的家人去碧潭游泳，從他溫暖的笑容上，可看出他心情的愉快，似乎天下一切平安無事，就像他的笑臉一樣浮漾著和煦。然而，如今回想起來，當初史達林先生下令逮捕托洛斯基元帥時，他也去黑海游泳，露出同樣笑容，https://m.hetubook.com.com那是滿意自己成就的笑容。因為就在當天，蔣經國下令逮捕雷震和傅正。雷震被捕時，還交代他的助理要繼續出版《自由中國》；他實在應該知道蔣經國逮捕他的目的，正是不允許他繼續出版《自由中國》。

「我女兒考得怎麼樣？」

接著又把前面說過的話，顛倒過來重複一遍：

孫先生二十四歲即到美國，娶了一個碧眼黃髮的美國女子為妻，生下二男一女，但當他有一天在那溫暖的家庭中，發現包括他自己，以及兒女在內，都在用英語思考、用英語交談的時候，油然生出故國之思。他要再一次看看中國字、聽聽中國話（不過，孫先生濃厚的紹興腔國語，常成為周圍女性朋友嘲笑的對象）。恰好，梅貽琦先生出任清華大學校長，他偕夫人隨梅貽琦回台。當他寫信給我時，他已返美，我們通信頻繁，卻一直沒有見過面。

雜文富於社會批判功能，像一把匕首或一條鞭子，它雖不是魯迅先生所創的文體，但卻是由他發揚光大，它更是對抗暴政的利器，因為它每一次出擊，都直接擊中要害。在那個威權至上而肅殺之氣很重的年代，文化像一片沙漠，社會如一潭死水。國民黨蔣家王朝戰敗之餘，撤退到台灣，滿身傷痛，後來在美國強大武力的保護下，才休養喘息過來。然而由於對共產黨深懷恐懼，所以把共產黨視為天神，認為它既無所不在，又無所不能。同時，國民黨也發現，有個像共產黨這樣的敵人真好，對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文化人，只要把共產黨帽子往他頭上一扣，就可以名正言順的立即剷除。這套手法我並不是不瞭解，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一遇到不公義的事，就像聽到號角的戰馬，忍不住奮蹄長嘶。

除了執筆為文外，我還被邀到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兼任教授，教「文學概論」，使我不得不閱讀一些文學理論方面的書籍。當時我已經出版了十本小說，卻直到教文學概論的時候，才知道什麼是小說，和小說應該怎麼寫。但我也發現，理論對創作並沒有太大幫助，而只對欣賞有幫助。這時我對雜文的運用，已較熟練，漸漸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文體。當然也受到過挫折，例如，我用第一人稱的時候，除了「我」以外，還不時的自稱「柏楊先生」和「柏楊先生暨夫人」，以及「我老人家」等等。有一次，編輯會議上和_圖_書，有位記者廖素雯女士要求報社用行政力量，制止這種不倫不類、自高自大的寫法。

「考取了！」

雜文十年所以成為美好的十年，另一個原因是，這十年中，我結下了很多人生中最難得的幾樁友誼。有一天，忽然接到寄自美國匹茲堡大學的一封信，這是跟孫觀漢先生生死相交的開始。孫先生是物理學博士，曾出任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所長，建立中國第一座教學用的原子反應爐，因此，後來被尊為「中國原子科學之父」。他對我的稱讚和期許，使我虛榮心大增，好像我真的有他所說那麼偉大。幸好，虛榮心大增了一陣子之後，我開始警覺到，如果再繼續大增，我會毀滅。

「考得怎麼樣？」

二是，中文橫寫時，應該從左到右，或從右到左的純文化問題，警備司令部也磨刀霍霍。中文橫寫，天經地義的，應該從左到右，因為漢文單字，就是從左到右寫的，從來沒有人從右到左。當漢字堆積成文章時，當然也應該從左向右。如果從右到左，不但無法控制字與字間的距離，而且，手腕也會把你右邊寫的字，擦成一團。不幸的是，共產黨在大陸不但實行簡體字，還從左到右橫排，於是，凡是主張從左到右橫排的人，都是共產黨的同路人。

第二天，我送佳佳上學，看她進到小小教室，臨窗坐下。剎那間，坐在那裡的，似乎就是城城，當年，我送他上國語實驗小學，城城比較膽小，他的眼睛一直望著守在窗外的爸爸，等我一轉身離開時，他就在教室裡大哭，我只好折回來陪他，這樣多少天之後，城城才能夠適應。而垣垣上幼稚園時，我卻不在一旁。現在，從佳佳小臉蛋上，看到她兩位哥哥的笑容，感覺到這世界是那麼樣的難以兩全。

「這麼兇惡的老爸，怎麼會生那麼美麗的女兒？」

陳麗真是一個深情的女孩，她的愛情生活對她而言是一場惡夢，我入獄前就不斷的調停她和男友之間的爭執吵鬧，不是男友悲悲淒淒來找我，就是麗真哭哭啼啼來找我，我成了他們訴苦的對象。我入獄後，他們終於結了婚，卻成為文學家筆下那種典型的怨偶，在他們生下一個男孩之後，終於仳離。麗真也寫了不少短文，可是那種奇特的不安寧家庭生活，根本不是一個創作的好環境。

「這麼美麗的小姑娘，怎麼有這種兇惡的老爸，真是奇怪！」

專車遊橫貫公路的光彩，對我ｍ•ｈeｔubooｋ.cｏm•ｃｏm的貧窮沒有裨益，那時候還不流行付給演講費、撰稿費。台灣公路局認為我既是局長的貴賓，地位崇高，豈可以現金論價，所以並未支付分文，真是連煮字療饑的機會都沒有。這時，報社命幾位編輯分別撰寫專欄，專欄的稿費雖然很低，但不無少補，且很少拖欠。我就把分到的專欄定名為「倚夢閒話」，每天寫一千餘字。這不是十分體面的開始，但是卻把我悄悄的帶進另一個新的寫作廣場。

十年雜文，是我有生以來，從沒有過的、這麼長期的安定日子，因為倪明華和我逐漸建立起一個平靜的家。婚後第二年，明華生了一個女孩，命名佳佳。在這之前，所有的孩子早和我疏遠，現在女兒成了我唯一的親情慰藉，從她呱呱墜地那一天起，每一聲哭啼，都牽動我的心肝。從她身上，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小女孩，還看到另外兩個女兒，和兩個兒子，這些是終生無法挽回的椎心之痛，也是任何一個婚變後，不能撫養子女、身為父母的哀情。作父母的可以暫時忘記兒女，但不能永遠忘記；不能無時無刻的思念兒女，但會終生不斷思念。只有一個方法可以使自己獲得小小的平安，那就是把對所有孩子的愛，全部傾瀉到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現有孩子身上。八歲前的佳佳，眼中也只有爸爸，平日爸爸陪她玩，陪她鬧，被她當馬騎。終於，等到佳佳要上幼稚園的前一天，她背上給她新買來的小書包，興奮的在客廳裡走來走去。可是，當幼稚園報名的時候，卻因為出生日只差幾天，而被學校拒收。我跑到學校去找那位女老師理論，所謂理論，是我事後敘述時的文明語言，實際上是去吵架。吵架當然沒有效果，差幾天就是差幾天，所以只好拜託擔任家長會長的任顯群先生從中關說，才報得上名。報名那一天，正好遇到那位吵架的老師，她冷笑說：

「一百分！」

社會的黑暗，反映這個社會的品質，傳統社會最大的特點是：不把人當人，尤其不把女人當人。我見到這一類的惡行，多半來自警方，這使警察先生在我的雜文中，佔了一個非常突出的地位。當時全島所有的警察局和派出所牆上，都有九個字的斗大標語：「作之師，作之君，作之親。」這簡直是只有發高燒的人才想出來的荒謬念頭，一個警察居然自命是人民的教師，已夠自大，還要當人民的君王，我認為其心可憎，最後還要當人民和圖書的爸爸，就更不可寬恕。所以我給警察先生取了一個綽號，叫「三作牌」，引起很大的迴響，以致後來記者寫稿寫到警察時，往往用「三作牌」來代替。這個綽號造成兩個後果，第一是在提出這個綽號後一年半左右，警察局牆上的標語全部塗消，第二是全體警察的怒火，集中在我一個人身上。這就是十年後我被捕時，政府組織了三人專案小組負責偵訊，警務處也指派代表的原因。

《自由中國》這道牆崩塌之後，我的咽喉完全暴露在情治單位的利劍之下，當時我聽到的第一個訊息，就是出自同事口中的警告：

我終於發現政治上改革之所以困難，全由於文化上的惡質發酵。因此我不斷呼喊，企圖使醬缸稀釋，才能解除中國人心靈上滯塞的困頓之情。後來，我才知道，我這份盼望社會進步的沉重心態，正是把我自己綁赴刑場的鐵鍊。

阻撓傳統文化革新的兩項措施，全由蔣中正主導。一是中國駐印度第一任大使羅家倫先生，曾大力提倡簡體字，並寫了一個小冊子，用蔣中正的一句話作為書名：「這樣的文字，非簡化不可。」結果這句話不過使羅家倫免於被捕，文化界大小打手，紛紛指控：凡是主張簡體字的人，都是「與共匪隔海唱和」之輩。那個時代，一旦被這七個字咬上一口，非死即傷，我曾為此寫過一篇短篇小說〈魔匪〉，因而也被再一次烙上印記。

十年雜文期間，除了在《自立晚報》「倚夢閒話」專欄外，稍後也在《公論報》闢「西窗隨筆」專欄。這兩個專欄的內容和形式一模一樣，雖然這兩份報紙的發行量不大，但在白色恐怖時代，影響卻立竿見影。

五歲的女兒回答說：

倪明華因我的關係，學業中斷，我不願她為此抱憾終生，千方百計，甚至半強迫的，在佳佳三歲那一年，終於把明華送到中國文化大學就讀。每天晚上，明華去學校上課，家中只剩下一對父女，大書桌旁就放著一張特製的小書桌，供佳佳坐在那裡做功課，當小學一年級開始寫字的時候，看她把那複雜艱深的漢字一個個塞入小小的方格子裡，我深為難過。不久，佳佳跟孫觀漢先生的小女兒孫世鍾——與佳佳同歲，書信來往。看到孫世鍾用英文寫的信，感覺出來漢字給中國孩子的沉重壓力，我當時就想，如果中國文字不改革，單單漢字的學習壓力，就會使人筋疲力竭。

她大概看出我的迫切和恐慌，直接告訴我說：